说起胡适的语文观，必然要谈到1917年11月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其中提出著名的“八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此“八事”中，也有轻重之不同。胡适在《留学日记》中，记一年前与梅光迪（觐庄）讨论文学改良的问题：
今欲救文胜之弊，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觐庄书来用此语，所谓Prose diction。）时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弊也。
可见，这三点，对应于“八事”中一、三、六、七条。因为第六条“不用典”与第七条“不讲对仗”，直接针对骈文与律诗，合起来就是“当用‘文之文字’”。
第一是“须言之有物”。什么是“物”呢？用胡适的话说，即“真挚之情感”与“高远之思想”。胡适把言词看作一个盛物之器，并不去想词本身有可能就是物。照罗兰·巴特的说法，现代诗语抛弃了事物的可怕重负，摧毁了逻辑关系，并把字词变成了静止的、陡然直立的客体。福柯更进一步说，从十九世纪起，词开始从语法中脱离，从单纯的表现功能向后撤离，而获得了独立、厚度和一种类似音符的颤动的属性，拥有了自足的存在：
词静静地、小心翼翼地淀积在空白的纸面上，在那里，它既无声响又无对话者，在那里，它要讲的全部东西仅仅是它自身，它要做的全部事情仅仅是在自己存在的光芒中闪烁不定。
这也就是说，词不再指向物，它本身就是物了。现代性写作首要的问题，不是言之有物，而是要让言成为物。福柯说，让词获得自足的物的存在，是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事件之一。换句话说，这标志着西方文学现代性的诞生。
但胡适坚持语言的透明性，以便通往物的世界。他特别喜欢举南宋词家张炎的父亲张枢填词的故事：
例如张叔夏，《词源》里说，他的父亲作了一句“琐窗深”，觉得不协律，遂改为“琐窗幽”，还觉得不协律，后来改为“琐窗明”，才协律了。“深”改为“幽”还差不多少；“幽”改为“明”，便是恰相反的意义了。究竟那窗子是“幽暗”呢，还是“明敞”呢？这上面，他们全不计较！
这的确蛮有道理，显示了常识的胜利。可胡适一生治学之成败都系于这个常识。他的头脑清明有余，却不能胜任抽象与复杂的玄学，也不能适应纯粹的审美。所以，他不能感受福柯所说的词之野蛮而专横的实在。他认为：“诗贵有真，而真必由于体验。”这简直取消了想象与幻想对于诗的意义。波德莱尔曾经宣示：“真实与诗毫无干系。造成一首诗的魅力、优雅和不可抗拒性的一切东西将会剥夺真实的权威和力量。”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胡适与审美的现代性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尽管胡适说“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可是与文以载道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昔谓之“道”者，今谓之“高远的思想”也。
胡适的第二点是“须讲文法”。他说：“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最后八个字，是胡适因一贯自信造成的独断论思想的典型症状。可是他没有想到，当词摆脱了物的重负之后，也就解除了意义关系，脱离了文法。正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写作的零度》中所说的，现代写作摧毁了语言的连续关系，将诗的语言从时间的序列中解放出来，置于以视觉为主导的空间中来。但胡适对于汉字的视觉特色只有负面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