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Intertextuality）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朱丽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1966年提出的。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一些引文的马赛克式构造，都是对别的文本的吸收和转换。”这一思想，结合了前此的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l Bakhtine）的对话理论，经由后来的罗兰·巴特、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等人的发展，在西方文论界逐渐成熟并流行。
按照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所给的定义，互文性意味着“任何文本都联系着别的好些文本，同时对它们进行复读、强调、浓缩、移置和深化”。作家从业已存在的无数文本中，这儿抽取一点，那儿抽取一点，完成一个新的混合。在此一特定的文本中，总能看得出形形色色别的文本的端倪，各种来源的引文交织而对话，彼此补充，相互说明。而在这语言文字的无尽循环中，不存在所谓原创的写作，因为在一本词典中，转相释义的字词之间根本分不出孰始孰终。用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一句诗来说，就是“递相祖述复先谁？”我模仿你，你模仿他，你我他都模仿着另外的模仿者，又怎么分得出谁先谁后呢，既然大家都是这永恒的文本游戏中的一环？
互文性理论以颠倒常识的方式揭示了文本的生产过程，重新定义了文学的继承与创新的含义，澄清了独尊自我作古的天才及其独创性的浪漫主义的迷雾，但又并非回复为古典主义的机械模仿。它的发生与发展，乃是建立在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斐然的成绩之上的。只要看一看二十世纪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和诗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里西斯》（Ulysses）和T. S. 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我们就自然明了互文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关系之密切了。
四十多年来，互文性理论已经从单纯地描述静态的互文关系，日益膨胀到试图对人的社会意识的形成做动态的说明。在此，我无意于引述它的方方面面，而是想局限在文学的范围内援引这一理论，对中国诗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加以重新审视。这就是诗歌中的用典问题。
一
凡是诗文中引用历史上的故事或经籍中的成辞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就是“用典”，南朝文人习称“用事”，因为他们的写作更偏重于征引故事，其次才是袭用成辞。用典有不同的形式，因此与别的文本之间也就有多种多样的互文关系。热奈特在其《隐迹稿本》（Palimpsestes，1982）中谈到互文性概念时说：
我大概要赋予该术语一个狭隘的定义，即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从本相上最经常地表现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出现。其最明显并且最忠实的表现形式，即传统的“引语”实践（带引号，注明或不注明具体出处）；另一种不太明显、不太经典的形式是“剽窃”（例如洛特雷阿蒙所做的），即秘而不宣的借鉴，但还算忠实；第三种形式即“暗语”形式，明显程度和忠实程度都更次之，暗语形式的全部智慧在于发现自己与另一文本的关系，自身的这种或那种变化必然影射到另一文本，否则就无法理解。
这三种互文形式，第一种“引语”（citation），即明显袭用旧籍中的成辞，是最基本的互文手法，只不过有“全引”和“撮引”之不同；第二种“剽窃”（plagiat），根据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对众多名家名言的戏仿来看，是对其他文本的蹈袭与翻案，属于袭用或反用其意，相当于黄庭坚所谓“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手法。王若虚认为：“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第三种“暗语”（allusion），根据热奈特后文所举的例子，乃是以一二关键字眼，将旧的经验移植，而与新的语境对接，属于中国古典诗最普遍的用典形式。
刘勰的《文心雕龙·事类》是最早从“引语”入手来探讨诗的用典问题的。所谓“事类”，就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例举了前代作家用事手法的变迁，对这种狭义的互文性做出了精彩的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