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认为，文学作品是读者个人借助于作品而感知的世界。批评的任务在于唤醒，并描述读者在作家所提供的文学符号中产生的个人经验的联想，是读者的自我阐发和自我表现，读者是批评的终极。这个结论也同样存在着问题，读者是由不同的读者群构成的，而读者群又是由各个读者个人构成的，对于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激起不同的经验联想，会得出不同的理解。批评家也是读者之一，当文学作品以一相具千形的时候，批评家却只能以一形解一相，他怎么可能穷尽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也不是批评的终极。
作家不能成为批评的终极，这就是说批评家只能接近作家，但无法穷尽作家。所以，批评家对作家的指导无根本性的意义可言。作家对批评家都是以个人面对世界，作家依据个人的经验来从事创作时，另一种个人经验对他来说只有参照的意义，并无指导的意义。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作家是接受了批评家的指导而从事写作的。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批评在俄国文学史上自有其不朽的地位，但就作家而言，又有哪一位古典作家是靠他们指点而成长起来的呢？是果戈理？是屠格涅夫？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换句话说，如果这种指导意义实现了，也不过是作家从一种个人的经验局限落到了另一种个人的经验局限而已，批评家的智力没有必须比作家高出一头的理由。同样的原因，也证明了文学批评不具备指导读者的根本性意义，因为批评家只能对他所代表的读者群表示近似的看法，无法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囊括一切读者。
批评的盲目自大的对立面是批评的自轻自贱，即把批评仅仅看作是创作的寄生物。这两种态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力求在“作家作品读者”的三联环节中寻求文学批评的位置，把批评依附到文学创作的完成过程中去，要么依附到创作中去，要么依附到鉴赏中去。这也许是文学批评还处于不自觉时期的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吧？
批评的位置不应该依附于文学创作的完成公式中的任何一环，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与无限认识的可能性把它变成了一种类似西绪福斯式的工作，目的变成了过程。当批评家放弃了徒劳的目的，他的工作本身却放射出庄严而丰富的光彩。批评家不必忙于指导作家如何创作，但他以自己的美学力量以及表现形式，同样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繁荣着文学的本身事业。文学事业不是单由创作构成的，它起码包含着两个系统：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仿佛是一条大路旁的两组树木。在文学创作一边，包括着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在文学批评一边，包括理论探索、作家研究、文学比较、艺术欣赏、史的批评……它们并立在同一文学世界中，各成体系，各有规律，并不以一方为另一方服务。它们的关系是对应关系，并存关系，不是依附关系。批评的存在，作为一种创作的对应物，作为一种创作信息的反馈，对创作起着感应的功能。但从宗旨上说，它无求于创作。它只有在独立的自身体系中才能寻到自己的目标，确立起真正的自信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