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布考斯基的写作建基于天才般的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达到了写作的诚实，不夸大，不缩小，不胆怯，不回避、不刻意，诚实于自己的生存状态，诚实于自己的内心，没有刻意追求先锋，没有呈现任何对抗的姿态。生命之本真，自然就是诗。诗人所应追求的，不是任何一种生存状态，也不存在某种天然更接近诗歌的生存状态，而是每种生存状态与内心之间存在的微妙。此种微妙，即是诗。布考斯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状态，与内心之间更富有撞击的张力，诗意更容易被发现，在绝伦无匹的语言天才和叙述能力的激发下，成就了他的写作。中国的很多先锋诗人，既无如此天才，又无对诗歌和生命的诚实之心，刻意模仿，离本质越来越远，也伤害了先锋的本意。有的诗人，活得很人渣，内心也如人渣般猥琐，却不知布考斯基的内心中有永恒的赤子，有高贵，有对生命的真诚，有纯正的人的力量。
先锋从来不是姿态，而是诗人的内心与语言在巨大的张力中融为一体，达到通往本真的深度与广度。相对传统的、已经形成的诗意，先锋是一种反动，进而形成或者发明新的诗意。若只追求反动的一面，以为越反动越先锋，偏离本质的诗意和诗意的本质，就会导致“先锋”与“诗歌”之间的南辕北辙。
上文提到的政治虚荣心和先锋虚荣心，持有者大抵是诗歌写作中的激进派。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持有者更像是诗歌写作中的保守派。
在这四种虚荣心中，我最讨厌的是过度体现的文化虚荣心。我甚至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利用文化文饰诗歌的投机，而是站在了诗歌本质的对立面，站在文化的真实含义的对立面。
古今中外，都有一些文化虚荣心在诗歌中体现的例子。中国古代诗人对典故的痴迷（以宋朝江西诗派为最盛），美国诗人庞德野心勃勃的《诗章》，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史诗写作以及“整体主义”写作，都在此列，都已经湮没在历史中。时间证明，这种趣味从来不是诗歌的大道。
最近几年，随着诗歌进一步边缘化，部分知名诗人的文化虚荣心应运而生，带着投机和讨好的意识，诗意不足文化补，恨不得把历史上的每条皱纹都搬到自己的诗歌里。“文而饰之”后的诗歌，长着吓人般煞有介事的，充斥着儒家、道家、佛教等文化国故的脸，骨子里却是没文化和对文化的无知。诗人跳起东方文化的大神，唬住了不少信众。这种伪造的东方文化诗歌，颇能与文史界所谓“新国学”之流形成呼应。
事实上，文化是内在的血脉，是流淌、运动着的。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在文化中，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不同背景的文化。每一首诗写出，就天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本就在文化中，何必非要拿什么来“饰之”？何必非要从故纸堆中，拼凑出一些僵硬的典故、词汇，宣扬所谓东方文化，所谓“天人合一”，以此包装自我，糟蹋文化？
诗人，岂能如此卑贱！
更不堪者，则将东方的各种典章，儒释道、唐宋元，打碎，揉巴一下，填充进诗中，再发一些悲悯之感叹，一位“大师”俨然诞生了。对很多不懂得什么叫“原创能力”，对“原创”缺乏基本审美的读者来说，它们简直就是香甜的奶酪。故纸堆里的僵尸文化，故作端庄的语言，小关节处的悲悯抒情，添加一点政治正确的普世价值，几样东西一拼凑，蒙住一批自以为有文化追求的读者。作者和读者，这群自以为热爱文化的文盲，任何东西只要显得足够有“文化”，立即便如同泥人儿涂上油彩，被他们抬着轿子搬进庙里。此类诗人，大抵就是跳大神。此类诗人的拥趸，大抵就是巫婆神汉的信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