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虚荣心本身就是歧途，技术虚荣心则是诗人在对技术的高度迷恋过程中，逐渐失去控制，形成歧途。
在学院派诗歌写作中，陷身于这种状态的诗人为数不少。这也算是一种“玩物丧志”，一旦陷入，无力自拔。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人无不孜孜以求更有技术含量的语言表达，古代诗人即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技术自觉，技术甚至是写诗者从业余迈进专业的门槛。现在的问题是，当门槛变成“学问”，当技术成为诗人追求的唯一诗学，它们对诗歌本身的覆盖和反噬就开始了。
我有一位诗人朋友，深受学院派诗歌影响，我常常怀疑，学院派诗歌是他关心的诗歌的全部。他对我的诗歌有一些了解的兴趣，集中读了一批诗后，发短信给我：“你的诗歌不是文学，是人学，你是个框框之外的人，算你狠。”
我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这是表扬呢？还是批评呢？”
“表扬，高度表扬。”
他的表扬，以及他所说的“人学”，应该是指我的诗歌中对人性的尽可能呈现。但他同时又本能地有一种“不文学”的感觉，有一种“框框之外”的感觉。也就是说，对诗歌的文学性，他有一把尺子，一个框框，必须在框框之内，才能成为评价体系的一部分。这个框框是技术。技术成为尺子，成为体系，成为标准，我的写作没有进入这种学院派的技术体系，自然就成了“框框之外的人”。只是因为我够“狠”，直接杀到“人学”，才令他惊讶。
他的短信也令我惊讶。我自觉深知诗歌界不同思潮之间的隔膜，但没想到隔膜深到这种程度。学院派诗人中的一部分，垒起了一堵汉语诗歌的技术高墙，将自己围在墙中，构筑自己的技术诗学的小世界，乐在其中，精研修辞学，精研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精研每一个诗句最与众不同的、最曲折、最生僻的表达。在他们的写作中，技术成为学问，技术的层层垒叠，遮蔽了诗歌。然后，为了证明自身追求的有效，他们用连篇累牍的论文，企图证明诗歌即技术。他们陷入无法逆转的迷途。
有一位前几年因病去世的著名诗人，我在读他的诗集时，不禁喟叹：技术的迷途对诗人的耽误实在太狠了。他早年的诗歌以轻灵见长，颇有天才。后期的诗歌，我每读一句，都要咬嚼半天。几乎在每一句中，他都竭尽全力精心体现技术，极尽复杂之能事，确实别开一番生面，也拓宽了语词的使用宽度。但诗歌整体抵达的情感、意识，并未因此加深，所呈现的空间，反被衬得逼仄、狭窄。精心雕琢了每一个词和每一种修辞后，诗句如混凝土般结实垒砌，“诗”困裹在内，挣扎难出。这样的诗歌，在学院派体系中备受推崇，我想，这是对其践行“技术诗学”的犒赏，但代价未免太大。
有人将这种对技术的极度推崇，理解为对诗歌写作的文本追求。但诗歌文本与“诗”之间，从来不是画等号的，诗歌是语言、技术、生命、情感、意志、个性错综难辨的结合体。以强调文本之名，用对技术的单一追求取代对“诗”的追求，是最大程度的因小失大。
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技术虚荣心的膨胀与泛滥，是我目力所及的中国当代诗人最容易陷入的写作歧途。我看到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一旦陷入，立刻获得合法性、道德优势或诗歌的政治正确，固执无比，再也不能返身，不能单纯而本质地面对诗歌。这样的情况，对我的写作是极大的提醒。
这么多年，我的写作发生在中国当代诗歌最直接的写作现场，无时无刻不与这些虚荣心同在。这些虚荣心，也无时无刻不对我施加影响。我看到了它们，我从它们中汲取很多营养，但警惕得更多，也作出取舍。之所以用这篇文章作为诗集的序言，一是因为这是我这两年思考得较多的课题，二是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写出了自己的诗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