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学人中，陈寅恪是最为崇尚学术自由与独立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北京大学初创时期，时任校长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首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其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秉持中立的学术态度和陈序经等学者“注重自由讨论”的观点也都体现了现当代学人对学术自由、独立的追求和渴望，而陈寅恪则把独立与自由之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推之极致。
在陈寅恪内心，自由与独立是他为人治学的底线和原则，这从他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可见端倪。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怀思难忘，于是在清华园内为王国维修建纪念碑，由陈寅恪撰写碑文，在碑文中，陈寅恪高度评价了王国维的文人风骨，也流露出自己对独立、自由精神的向往。陈寅恪认为，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的桎梏，才能发扬真理。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也许会出错，会引发后人的商榷和争论，但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彪炳千秋，永垂不朽。
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奉行一生的准则，并身体力行。他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在陈寅恪看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学术研究者必须遵循的形式规范，从事学术研究，不在于你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有无意义，重要的是你的研究、你的思考是不是独立自由的。你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即使在外人看来毫无意义，但只要是你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为免受政治干扰，陈寅恪从不加入任何党派，对此，他态度坚决，宁折不弯。陈寅恪曾告诫他的学生说：“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做学问。因为做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国民党撤离大陆后，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派专机接陈寅恪到台湾，都被陈寅恪拒绝，让蒋介石引为憾事。
陈寅恪对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在王国维遗体告别仪式上，清华的师生们都是行三鞠躬礼以示敬意，只有陈寅恪一人行三跪九叩大礼，一方面这固然是陈寅恪对王国维的敬重，但另一方面也不难窥见陈寅恪的独特个性。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经济混乱，这年冬天，陈寅恪无钱买煤取暖，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得知此情，表示要送陈寅恪一笔美元应不时之需。即便生活陷入如此窘迫的境地，陈寅恪也拒不接受胡适的无偿赠与，最后他决定将自己极为珍贵的西文藏书卖给胡适，以换取胡适赠送的美金，而这笔藏书的价值则远远超过了胡适所赠送的数额。日军占领香港后，避居香港的陈寅恪决意不吃日军赠送的面粉，坚决抵制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在民族大义上践行了他毕生崇奉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
以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献身国学，寻找重建中国学术文化的途径，是陈寅恪的人生道路，也是他唯一的人生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