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中国作家眼中的日本

如何看待日本是一个大题目,题目可以做大,比如说:日本的国民性如何?是集团主义呢,还是礼仪之邦呢?谈古论今是一份答案,从身边的琐碎小事说起也是一份答案。不过,有时把话题往大了说容易,从细节观察上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细节需要你本人亲身体验才行。

十多年前跟作家莫言一起走访日本,随意走进了一家东京的日本料理店,店内亮堂堂的,但必须要拖鞋,脱完鞋还要上一个木板台阶,然后把鞋放进木头箱子里面,木头箱连成了一面墙,每个箱子上面还有一个钥匙牌,看上去也是木头做的。莫言说:“这不是进了澡堂子么?” 也许是出入这类日本料理店比较多的缘故,他不这么说,我还真没往这上面想。自从莫言把“料理店”当了“澡堂子”以后,我也跟日本朋友打趣儿,结果意外地发现他们跟我说:“你把日本料理店当成澡堂子,其实一点儿也不过分呀!”

2006 年,作家余华第一次访问日本,我跟他走在代代木公园的草坪上,他感慨地说:“东京的树很多,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多,而是那种见缝插针往地上种树,种得多!” 从他住的东京洲际大酒店往窗外看,果然发现不少小楼与小楼之间,哪怕只有耳朵眼儿那么大的空间,居然也种了树。虽说是树,看上去却是满墙的绿叶,快有一股溢满的感觉。

同样是作家,也许因为视角不同,所想所思会完全两样。去年跟作家李锐从东京坐列车一起去仙台,他一路上看书,并跟我说起鲁迅奔赴仙台求学的冬天的情景,虽然我们的列车窗外是日本的深秋,枯叶已脱落,旋入轨道内又被疾驰的列车突刮而起,犹如从地上升起的残灰。我们一直坐到了晚上才抵达仙台,关于这段路程,李锐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散文《烧梦》是这样描写的:“现在回想起来,在黑夜进入仙台是最恰当的。当历史在岁月的磨蚀下面目全非的时候,只有黑夜是不会褪色的,只有黑夜最符合当时的历史底色,最符合鲁迅先生的心境。”

到了日本,京都是一处非去不可的古城,尤其是都市的格局很得盛唐风范。今年在这个城市里先后与两位中国作家同行,一位是苏童,另一位是安妮宝贝。苏童的家乡是苏州,从小跟水连接紧密,可京都完全相反,因为这是一块盆地,三面环山,一面平原看不到海。我原以为跟苏童的谈话很可能不会出现水,但一路上闲聊,他跟我说得最多的恰恰就是水,而不是树,也不是山。他详细地告诉了我过去曾经发表过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名字叫“水鬼”。由此看来,时空的置换并非对号入座,这跟苏童的感怀一样,见山说水,往后跟他一起到苏州的话,也许会变成“见水说山”。

跟其他作家相比,安妮宝贝不是很健谈,但行动起来十分投入,有时会妙语横出。她告诉我京都是她走路走得很多的地方,晚饭吃完后,她也上街,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走走,看看街景,看了就会有感受,有了感受就会继续想想。她在京都期间正好遇上一个集市,当地人叫“弘法桑”——每月21 日在东寺摆摊儿卖杂货,缘起于日本高僧空海大师的圆寂日,从那以后,凡是集中到京都的善男信女在同一天既可以为大师烧香,还可以买上一大把杂货,圣俗并举,集市热闹非凡。没过多久,安妮宝贝就写出她对日本的观感,作为一个同行者,阅读她的文字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作家“零距离”地观察日本也许不会像今天这么富于细节,或者说,即使有了这么多细节也未必全都记录下来。不过,能与他们和她同行,对于一直描写日本的我来说,记录也许是非常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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