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文心雕龙》作课本。他平时只管讲课，从来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此做法在教务处那儿当然行不通，于是一再催促。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都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只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无可奈何，只得不再提起此事。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需佩戴校徽，而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便索要名片，黄侃竟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进出乘坐汽车，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天天步行，出入总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用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一日下雨，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黄侃却穿一双钉鞋（木屐）。上完课后雨过天晴，黄侃就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里土气，而且还携带一包不明物，当下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侃二话没说，放下纸包一走了之，此后再不来上课。后来校长登门，再三询问后，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荒唐！荒唐！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并托众多名流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黄侃从此与中央大学断绝关系。
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造访章太炎，当时正在章氏寓所的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苏皖，又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籍贯湖北的黄侃听罢冲将出来，大叫：“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未必就是足下。”后来黄、陈二人共同执教于北大，北大园内的章太炎弟子们集体做诗，主题是古今名人，陈独秀说“毁孔庙罢其祀”，而黄侃则针锋相对地来了一句“八部书外皆狗屁”。“八部书”，是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八部经典。
黄侃的手书黄侃推崇国学，亦处处维护国故。他认为线装书便于批点、执持和躺着阅读，讥讽精装的西式图书为“皮靴硬领”，又说汉服的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以他的个性，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自然是竭尽揶揄之能事。
1919年，胡适从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名震一时。胡适的横空出世，使得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一逮住机会，更是对胡适冷嘲热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