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研究“五四”新文学各方面的特质，都要首先提到伟大的鲁迅。如果没有鲁迅，我们的文学很可能是另外的面貌。
一九一八年春天，当鲁迅拿起笔，声援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们的时候，他是抱着“启蒙主义”，想“借用”文学的力量，来“改良社会”。鲁迅带着他半生积聚起来的深刻思考走上“五四”新文坛，他选择了这样一条文学道路：以思想家去做文学家。
人们常常引用高尔基的话：“艺术家应该努力使自己的想象力和逻辑的力量，直觉因素和理性因素平衡起来。”然而，这种平衡很难实现。如果期望的是在理性力量和艺术力量都非常强大的基础上的平衡，那就难乎其难。实际上，在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中，理性渗透的程度大不相同，甚至因此而形成了两类各有特征的文学、两类各有偏重的文学家的分野。巴尔扎克曾区分“观念文学”和“形象文学”，他指出：这是“对智慧的相当自然的区分”。冈察洛夫曾区分“自觉创作”和“不自觉创作”，他认为“两者都对，这就看在艺术家身上什么占主导地位：是理智呢，还是想象和所谓的心灵。”别林斯基区分了“思想的、自觉的天性”和“艺术的天性”。卢那察尔斯基区分了“思想家兼艺术家”和“艺术家兼思想家”。我们泛览人类文学史上的优秀成果，会感到：这样的区分不无道理。
鲁迅属于“思想的、自觉的天性”，属于“思想家兼艺术家”。他强大、清醒的理性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奇迹。他对旧道德、旧文化、旧传统和整个旧世界的批判所达到的人所难及的深度，仅就这一方面来看，他超过了当时中国一切革命家思想家，包括已经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反映出他对祖国历史和民族命运的穷根究底的探求。他后来甚至表示，他写小说，只是“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
鲁迅代表着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新时代，他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这是走向人民、走向进步的道路，也是理性光辉照耀着的道路。这是鲁迅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当《新青年》举起思想启蒙的火把，刚刚开始涉及文学问题的时候，陈独秀就指出：“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其实，西洋“大文豪”中，只有很少人具备“左右一世”的思想力量。陈独秀道出的，是“五四”新文学作者们的志愿。李大钊认为新文学必须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为“土壤根基”。沈雁冰要求新文学“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在新时代的氛围中，生长起迥异于封建文化的新的文学热情。“五四”新文学作者中的多数人并不属于“思想的、自觉的天性”，无论纯真的冰心、焦躁的庐隐、持重的叶圣陶、诚挚的王统照，还是激昂的郭沫若、伤感的郁达夫，都缺少成为思想家的禀赋，都并不擅长于理性的沉思。但是，面对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新时代，面对激烈动荡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他们表现出那样强烈的追求真理的热情和那样一致的哲学兴趣。他们各自从当时纷至沓来的西方近现代思潮中挑选出斗争武器，集结于反封建大旗之下。他们“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拿初期的小说作者来说，“没有一个认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的。”“五四”新文学，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