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确命苦，遇到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父亲（即我的外公）被新政府镇压，留下孤儿寡母要被新社会歧视。她总爱说她高中时候成绩如何如何好，叹息她因为政治压力没有读上大学，但是比起那些没有文化的街道妇女，她又算是幸运，因为她现在炒股，也是凭着这点儿文化小有斩获；她一直爱用中学语文老师那样的语言来激励我和周冰：人生要拼搏奋斗，我们这个家庭帮不上一点儿忙，你们只有靠自己（然而不幸的是，在这个社会，光靠自己是出不了头的）；她也爱讲起她的兄弟姐妹之中数她境遇最差，男人不争气只好离婚，工作又不顺心，她跟街道生产组的同事怎么处不好，经常要跑到厂长那里大吵大闹。说起这些，她一肚子都是气。
我一直觉得她说话的样子跟常人不大一样，除了声音愈来愈大，两眼也愈来愈有光亮，可她的眼睛不一定盯着你，而是带着自足的亢奋，仿佛梦游者自说自话。她有神经官能症，失控的时候，不管家里还是街边，都可以高谈阔论，一路去到歇斯底里的忘我境界。今年春节我听她说，她读高中的时候因为出身不好，老师同学开过她的批斗会。她的神经官能症，应该就是那时种下的恶果。我也常常发现，她滔滔不绝的时候，并不在乎你有没有听，她只是说个不停，但思维似乎又很清晰。她不但很少理会你的反应，只管自己讲得开心，而且不需要你有搭白，更不需要跟你交流眼神。
她的兄弟姐妹也说她命苦，要我们多多理解她原谅她。然而世态炎凉，人心险恶，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自己的苦都没处诉，自己都孤立无援随时有灭顶之灾，哪有闲心听她不停诉苦。所以理解归理解，原谅归原谅，但每次听她说起，现在就连大学生都没有工作要蹬三轮车擦皮鞋，或是乡下人进城找不到工作投河三次终于自杀成功，我真要觉得天地有何仁义，像她这样过了一生又是多么无谓。而我故意不让她知道我的行踪，大概也是这个缘故，一来她帮不上忙，二来她只能添乱。
她爱说的拼搏奋斗，我少年时代就已领教。我十八岁，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但是上班地方太远，必须要骑自行车往返。可是父亲只顾醉酒瞎闹，祖母就靠父亲那点儿工资维持一家三口的可怜生活，我哪里买得起自行车，只好借她买了不久的一辆新车。我以为这辆车她会送我，没想到有天晚上她来我家，要我买她那辆新车。她开的价我现在记不清了，但印象中也是一百好几。我还记得那晚我的一位同学和他老婆也在场，不过他们没有出声，等她走了，同学的老婆才有点不忿：“你是她儿子啊，这个当妈的怎么这样？”
她自有一套理论：你看人家美国人的子女都是自我奋斗。一九九八年，我携新婚老婆回乡，因为已故祖母留下的旧房荒芜不堪，只好借住她家（她则住进已故外婆的房子）。结果她口口声声要收房租，隔三岔五上来说些丧气话，可能觉得我们赚了很多钱，住她房子又没多少表示。那时，我与老婆已觉内地环境不利发展，暗自后悔不该回来，可又无法立刻动弹，而父亲正好也孤零零死在养老院。为了清静，我狠下心来几乎谁也不通知，情愿独自料理后事。火葬完告诉她，但她站在阳台一脸木然。有天清早，她又来絮叨，又是大学生都要蹬三轮都要擦皮鞋一类废话，我终于大怒，扇她一记耳光：她的脸很敦实，我的手掌烧呼呼的。或许报应就是这种滋味，她有她的，我有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