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哈斯
想着怎样对你们谈我的诗，我察看书架上的中国诗歌译本。
1941年3月，我出生于旧金山，数月后珍珠港被日本空军轰炸。我父母告诉我们这个发生于12月8日的事件。他们带我们去海滨时听到新闻。在一个寒冷、阳光明媚的旧金山冬日，我，一个婴儿，在沙滩上爬着，而他们凝视着太平洋。我父亲是生意人，他专门研究有关大保险公司的税法，对于我，这是一种神秘但也无趣的题目，是起床、穿衣然后去上班的父亲世界的一部分秘密。我父亲也出生于旧金山。我母亲出生于蒙大拿。她的爷爷开一间小店，在一座矿业城镇，位于落基山脉的崎岖地区。她的外祖父是一个采矿工程师。我父母在旧金山相遇、结婚，战后搬到旧金山北部小镇。他们有四个孩子，我是老二。我在一座充满书籍和音乐的房子里长大，尽管并非了不起的书籍和了不得的音乐。我妈妈在钢琴上演奏她那时代流行的美国舞蹈音乐，我父母读他们那时代畅销的中产阶级小说，并订阅通过邮局递送的热门杂志。我的兄弟和我在二战后和平但不稳定的年月长大。我们做激烈的体育运动，做学校作业。我们家大概有着和平常家庭一样多的快乐和不快乐，以及一样多吸引孩子的秘密和恐惧。
我记得，我和哥哥读父母订阅的杂志里诙谐的诗，而且模仿那些诗的样子尝试着写一些。这些习作充满韵律和文字游戏，杂志编辑从来没有对我们的努力作出回应。我祖母记得很多诗并且能背诵，我喜欢听她背诗，但我也以为诗歌是祖父母的事，他们认为读诗非常高雅，但这对我来说，诗歌则像他们的家具一样，古老而过时。
我第一次真正读诗并感觉到诗歌的力量，是在青春期，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我觉得世界因为诗歌而变得更加广阔和更加强烈。有些欧洲诗人的诗——兰波和里尔克——标注为“诗人八岁时写的”和“诗人十岁时写的”，以试图唤起那个年龄朝我们涌来的特殊敏感性。这想法在诗人如普鲁斯特身上，将成为他们的艺术的全部颜料。诗歌的力量在我们给它命名之前就已存在，但对我来说，它必须跟揭示真相有关。并非事实真相，也不仅仅是感觉的真实，有点像感觉加思想的真实。我记得在读某些诗歌时，感觉到有一种惊奇之感，它几乎让我头晕目眩。
而这是些神奇的时刻。学校，运动，女孩子们，特别的家庭，特别的奋斗。我们不富也不穷。我的同班同学家里有新轿车，有更好的房子，但我不记得有过嫉妒之感。我想，我的父母曾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时期。我感觉父亲不喜欢他的工作，母亲由于酗酒而挣扎，我最小的弟弟带着轻度脑麻痹出生……要是你问我，在那些年里我所感觉到的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我打过的足球比赛的分数，或者我希望同行回家的女孩子眼睛的颜色。那时我已开始阅读，海明威、斯坦贝克和福克纳的小说，还有不多的一些美国诗人们。我还设法搞到了俄罗斯文学翻译作品集，其中包括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那时我还没有接触到多少古典音乐。那是摇滚乐的早期年代，我听摇滚乐，并找到了一条属于反叛学生的路。我不听青少年音乐，而痴迷于爵士乐。那时，我开始犹豫不决地尝试写一些短篇小说和诗歌。
我想这或多或少是投身于艺术的年轻人都会经历的故事。我确信在中国，也会有类似的版本。
也就是在那些年里，我偶然遇到一部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集，书名叫《小白马》。平装本，在当时略微显得有些不同寻常。书上有大写的一句话——“中国的头脑和心灵”，还有一段编者和译者罗伯特·佩恩的话：“我们要理解一个人，最好通过他们的诗歌，而中国人，自从盘古开天地就开始写诗了，一直把诗歌艺术当作他们文化的最高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