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年轻时不是这样的，因为不肯开口问路，以致错过了进入考场的时间；她后几天投考的三个大学都取了她，那是因为她干脆前一天就找到考场，然后在边上的车站或是长椅上将那一夜硬度过去的。她那时刚满十六岁，比他现在还小呢，只身从县城到上海考学。
大学她是拿奖学金上的，解放军解放了大学，就不承认奖学金了，要求有生活困难的学生申请助学金；她开不了这个口，就干脆精神一振参军去了。
参军第一次长途行军，她将绑腿打得很紧，生怕走远路会散开。大步行进没很久，腿就勒得疼了，她咬着牙一步步落地，也不肯开口请求掉队松一下绑腿。后来脚在鞋里也肿了，最后竟一声呻吟昏死过去。卫生员想剪她的绑腿都下不了剪子。
后来她就有了许多病，到终于决心拿着全休假条请假时，领导不待她开口便向她报喜，说她已光荣获准参加“四清”工作队了。
到了陕西大山里她全心全力工作，却不料晕倒在井台上；她最后一刻的坚持让她没有倒到井里，而水桶是整个地掉进去了。
不知怎么到了儿女上，她就全换了一个人。
现在妈妈已在几百里之外了，边上都是笑过他的人，他已小心地同他们说了话，好几个人都讲起了他们的母亲。
睡觉的时候他想：西安是要停车的——那是妈妈在山里时，世代农民最为向往的城市。她昏倒后给抬到了公社，最后送到了县城，她说那个时候想，要是能住在西安的医院里就好了，床单和墙还有医生，就应该是白的了。
灯光刺眼，一晃而过，又一个不停的车站，一切随即又沉进黑暗中不停歇的节奏里；风掠荒山，千里万里，枕巾上干净的气息安慰着他，那是妈妈后来又打开箱子放进去嘱咐他随时用的。
上下铺的人都换了，茶几上只剩下了他的水杯。水杯也是妈妈给的，一个喝空了蜂蜜的瓶子，盖着金属盖儿，套着玻璃丝套儿，套儿是姐姐回家时编的。
一线晨光，山在迷蒙中缓缓转动，这不是妈妈当年的山，她“四清”的山要往北许许多多……
两个孩子，站在清晨沉寂的山石上；每个清晨和黄昏，都会有这样的孩子，这样地站着，看列车婉转行进……
车一震，他略略一动，还没有准备起，一道阳光让窗子闪亮，他就呆在那里——那些字，依旧笔笔清楚，最后写着：回来
已是两千里风霜，他在想，它是怎么过来的？那么多的山，那么长的夜……
湿润的山林，字也晶亮晶亮，伸手还不能擦掉……
远远的是嘉陵江了，他看见了那个他出生的城市。
又踏上站台的时候，是另一个黄昏，他走过自己的车窗——一笔一笔妈妈写的字，都是反向的。
1992年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