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对所有钱庄乃是第一要义，无论资本雄厚的汇划庄，还是财力薄弱的元字庄，如果无钱周转，只能关门大吉。其中元字庄生存尤为艰难，某些头脑灵光但手头紧张的商人想方设法吸引闲置资金。
据说在1890年前后，一位郑姓的潮商在上海开设协和钱庄，为了吸收存款，他发明了这种贴票业务，以高额利息吸引储蓄，再以更高利息放贷，如此循环往复，坐收渔利。眼见协和钱庄财源广进，小钱庄纷纷跟风开办“贴票”业务。无本者从中窥见发财门径，开办钱庄渔利，据说上海钱庄聚集的南市和北市一夜间涌现150多家小钱庄，甚至有专门的“贴票钱庄”出现。
到1896年前后，“贴票”已成为上海金融界最普遍的业务模式。各家钱庄为了拉拢储户可谓花招百出。人群密集的茶馆、酒楼、影院，都有钱庄的业务员，他们利用市民爱贪图便宜的特点，专门针对无知妇女和下层民众，许以丰厚利息，吸引存款。为抢夺客户，钱庄之间不惜展开激烈竞争。
当时上海地区钱庄的最高存款利率为10%，贴票钱庄纷纷打出利率20%的招牌，足足高出1倍。这意味着假如存入100银元，不出1个月，就可收回120银元。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确是一桩好事，为换得一张贴票票据，许多人拿出毕生积蓄，甚至不惜砸锅卖铁，举债存款。
别样繁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但疯狂的市民已然将风险置之度外，或者，他们根本未曾料到劫难。
1897年11月，一些贴票钱庄因资金周转困难，不能按时兑换现金，消息传出后，许多持有票据的市民上门挤兑，导致钱庄破产。挤兑风潮很快扩散，蔓延为金融恐慌，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挤兑。于是，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数十家钱庄倒闭，一时间，上海滩人人自危。
由于缺乏认识，多数钱庄准备金不足，且钱庄之间疏于沟通，资金无法有效流通，在挤兑风潮下，多米诺骨牌效应越发猛烈，破产钱庄不计其数。新年到来之前，贴票钱庄倒闭大半，其中很多成立不满一个月。英租界有名的“包打听”孔阿才用200银元开了一家德丰钱庄，开出空头贴票高达5万银元；一家开张仅40多天的震源钱庄开票多达10万银元，总亏空据说有200万银元之多。
由于涉及身家性命，许多市民半生积蓄无法要回，寻死轻生者数不胜数，官司、口角和械斗亦层出不穷，沪上包括《申报》、《新闻报》在内的大小报刊被此类消息充斥，贴票风波进而演变为一场社会危机。然而，除了不了了之和一死了之，似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残酷的现实让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紧张不已，只因不曾过分倚重上海市场，“贴票”业务比重较小，广生钱庄无比幸运地逃过一劫，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危机过后，两兄弟才深刻体会到父亲遗训中“决不投机”的深意。伴随父训，这一段经历，将成为他们日后经商的一面镜子。
事后，荣宗敬、荣德生迅速调整经营策略，将业务拓展到常州、常熟一带，期望趁同行阵脚大乱之机占领并巩固这块市常殊不知，另一场危机正在前面等着他们，这一次，他们只能正面迎击。
拆股风波
大凡世间之人，常有这样一种通病：眼见风光骤起，便蜂拥而至；一旦未能遂愿，或心中有落差，便作鸟兽散。所谓“趋利避害”，说的就是这个现象，虽说好聚好散，生意上的散伙也总难免叫人心寒。
荣熙泰死后，兄弟二人谨遵遗命，克勤克俭，艰难经营。然而广生钱庄毕竟小本买卖，资金调度困难，且未建立起信用，常被钱庄公会排挤。贴票风波之后，上海钱庄业大萧条，广生钱庄生意愈发冷清，一年下来，扣除各项开支，几乎没有盈余。荣宗敬不以为意，认为钱庄开张头一年不赔本便是好开端，给荣德生打气，“只要坚持下去必定有所好转”。岂料，合伙人已等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