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6)

四、大同诗学·中西合璧

韦、华《文学理论》一书的内容及其架构,并不作上面( 甲 )( 乙 )( 丙 )这样的分类及安排。不过,笔者确实是在韦、华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的三分法,以及其外延研究、内在研究的二分法——在他们这样的启发下,建构成( 甲 ) ( 乙 ) ( 丙 )这个体系的。

刘若愚受到艾伯拉穆斯(M.H. Abrams)名著《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 )理论的影响,以艾氏的架构为蓝本,来建设其《 中国文学理论 》一书的论述体系。有学者批评刘若愚的做法,说在刘氏那里,“中国文论已不复是中国文论,而是西方理论话语中的一堆材料”,是艾氏“理论模式的脚注文本”(12)。平心而论,刘氏对艾氏的理论模式是有所修订、增益的,说刘氏在为艾氏做“脚注”是言重了。说到受西方影响这个问题,笔者必须声明,上述的( 甲 ) ( 乙 ) ( 丙 )体系,虽然受到韦、华理论的启发,但其架构是我调整后建立起来的,笔者论述的取向也与韦、华二氏不同。不过,即使笔者所建立的架构和论述的纲领与韦、华二氏相同,也不应该是我们最关心的议题。钱锺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13)如果要建立大同诗学( common poetics;“诗学”的意义相当于文学理论 ),我们不该有大体相同的架构吗?我们可以把刘勰的“情采”说发挥、建构成一个文论体系,正如西方学者可以把内容与形式( content and form )说发挥、建构成一个文论体系,而“情采”、“内容与形式”正是相同的架构。目前国乐团( 中乐团 )演奏时乐器布局的模式,乃仿效西洋的交响乐团,其指挥等方式亦然。有人说,这岂不是“东式”效颦“西式”?诚然。不过,国乐团的演奏,其民族乐器及乐曲曲式,始终与交响乐团有异。东式和西式可以说是大同中有小异。

如果一定要避“亦步亦趋”之嫌,我们大可以《 文心雕龙·序志 》所说的“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割情析采”等为纲领,来建立一个文论体系。从范文澜到王更生、张文勋、张少康、沈谦等龙伯龙叔龙兄龙弟,都曾经为《 文心雕龙 》订立纲领、建立体系。王礼卿的《 文心雕龙系统图 》,分析其内容为枢纽、文笔、文术( 内情外采 )、文事( 外为文运,内为文才 )几大类,也是建立体系的一个尝试(14)。

不同龙学学者建立的体系,差异是存在的,但大抵上都有其道理。以( 甲 )( 乙 )( 丙 )为纲领建立体系,而不用现成龙学学者的体系,贬之者认为这样做是步趋西人,褒之者则会说这样做乃基于大同心理,乃为了让西方学者更容易了解“遥远东方的一条龙”。无论如何,《 文心雕龙 》理论之圆赅通达,之中庸而高明,其有恒久性、普遍性,以及实用性( 这一点留待下文说明 ),通过这一系统性的阐释,是表现出来了;而发现了或新建了具有这些特性的文论体系,应是“中国古代文论转换”工程一个不小的成果。

《 辨骚 》篇认为《 楚辞 》“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改用其语,笔者可说( 甲 )( 乙 )( 丙 )这个体系,“虽取镕西意,亦自铸中辞” ——它虽然用了韦、华的意念,却是有《 文心雕龙 》这中华的特色的,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体系。何况( 甲 )( 乙 )( 丙 )这个大体系中,自有它可以标举、可以突出的极具中华特色的小体系,如文体论( 即“论文叙笔”各篇 )、修辞论( 即“析采”诸篇 )和六观法。六观法尤其值得大书特书。据笔者所知,西方经典文论中,并没有出现过这样周到适切的实际批评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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