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欧洲舆论和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大幅度的摇摆，不是偶然的，是它们对中国和平崛起所作的错误判断。过去在欧洲的整体战略当中，把中国定位为一个可以借鉴的力量。冷战时期它们借助中国平衡牵制苏联。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时候，西欧曾经一度借中国牵制美国，增加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伊拉克战争。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之际，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局面，就是德国、法国和中国、俄罗斯四国联手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开战，四国联手主导了安理会，使得安理会没有对美国授权对伊开战。德国和法国背离了自己的盟友美国，和中俄联手，是西欧国家战略定位贯彻实施中最突出的绝无仅有的例子。在这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欧洲改变了对中国关系的战略定位，把中国从一个可以借助的发展中国家改为强劲的经济对手。类似的情况我们在印度这里看得到，在澳大利亚也可以看得到，在俄罗斯也有一定反映，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和我们一些主要的邻国，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上升。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这也是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中国的高度重视，一些主要的大媒体现在聚焦中国，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他们都从他们的角度立场出发加以解读。这造成了我们内政和外交的界限的模糊，我们任何一项国内的行动他们都要判断这会对国际社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更不要说我们的外交行动。二是挑刺的程度也在不断上升，我还举奥运会的例子。北京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对华的报道基本上是正面的，但在大量报道北京奥运会成功的同时，他们有三种说法，比较有特色地体现了西方媒体对华的视角和我们在改善舆论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在他们报道许多好的消息的同时，最后一句话是“中国把自己的最好一面拿出来给世界看。”这句话不能说有错，这是我们在中国文化指导下必然的行动。我们再穷，家里如果有客人来，我们也要拿出最好的一面来，这是对客人的尊重。但说这句话的时候，潜台词是说这不是实事求是，不是中国的全部。第二种说法，说中国的奥运会期间，平淡无事。在我们看来，这次我们办了一届平安的奥运会，没有发生重大的干扰性事件，但这又成了西方媒体挑刺的一个地方。西方媒体的特点是，“坏消息才是好消息”。对其加以报道才能体现媒体的独立性，才能成为媒体的卖点，但这次奥运会期间，没有他们喜欢的消息，所以他们说我们这届奥运会办得平淡无味。第三种说法是带结论性的，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是只有在像中国这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才能取得。这也是我们说的一句话的贬义性的说法。胡锦涛同志在总结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说，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西方媒体从坏的方面解读，由于你是集权的，所以才能办成。西方媒体这样的特点我们应该看到：第一，不可能改变，他们是以标榜媒体独立，监督政府、批评政府为其生命线的；第二，跟我们的文化不同；第三，跟我们价值观不同。上面引到的三种说法证明了这一点。西方媒体这样根本的趋向难以改变，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媒体控制着国际舆论。这是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又一个挑战，即国际舆论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