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三十年陈，是友谊。
1985年，我在《杭州日报》副刊部当编辑，陆续办些知识读书类的版面。一个编辑很大程度上是靠作者吃饭的。能约到好作者拥有好作者，那你就有好日子过。
维杭那时已是一家教育报的副主编了好像，他和另外一个研究弘一法师和丰子恺的学者都由此成为我的好作者，被约在读书版面上开个随笔专栏。都是江湖上有才的好哥们儿啊。
大概就这么熟悉起来了。这之前，他比我早“进”报社七八年，在那个报上登个文章不得了的年代，已是一个“老”作者了。
多年后的今天，家人问起阙维杭长什么样？
嗯——我说，外表嘛，淡淡的，不声不响的，喜怒不形于色的。
说话嘛，细声慢语，不张扬的。好像从来没见过他大笑，大声，大怒……跟那些“大”似乎都不沾边。
做派嘛，老哥样的。一群叽叽呱呱的记者在外面一起采访、活动、吃饭，你可能不会注意到他。各种沉稳冷静，也许就这样。
后来他去美国，每年圣诞一定会发个邮件过来，问好。我这人懒，忙于应付那些近在咫尺的人事，邮箱十天半个月也不看，看到后往往圣诞都过了。维杭从没一句责备的话，依然年年都有祝福从太平洋的彼岸传来。
偶然回国，他仿佛有责任似的，总要上门来看看，再忙也会打个电话来。
有一种朋友，就是这样，你可能常常会想不起他，可他一直不会忘记你。君子之交，三十年。水滴石穿，日积月累，你以为他不在，他却用目光，用影子，用问候，用各种不起眼的方式，在你心的碑石上留下温暖的印痕。
三十年陈，酿一坛美酒。
1990年，维杭去美。那年代，赴美不易，上海签证之难，就像今天的段子，红黄蓝绿各种版本都有，领事馆前的队伍，排出了人们的心理极限，能签出的，寥寥无几。
他们一家去了，赤手空拳，凭知识能力，夫人和儿子已成为IT精英。他一直在新闻界冲锋陷阵，新闻、消息、通讯、社论、评论、副刊、随笔……无一不能。始终是一支主笔，锋利尖锐，所向披靡；始终是一枚主编，纵横方阵，老辣弥坚。
他去美国多年后，我约他在我们《杭州日报》开了一个专栏，他开始写他看见的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移民，教育……他的视角是全方位的。
我们现在做媒体的人都会分工，跑时政，跑社会新闻，跑医疗卫生。就像医院，每个科室每个医生无论如何都有擅长的一面。记者没有医生这么高深，但也是一个领域，一个专业。跑长之后，记者可以成为半个专家。可维杭让人很惊叹——他几乎全能，每一个领域他都涉及，每个方面的题目他都能谈。
他懂得每一条新闻背后蕴藏的故事，他仿佛浑身都是触角，我这样的编辑用不着和他这样的作者谈下一篇专栏文章写什么，他自然会有最新的新闻事件作引子，我真的找不出来有关美国他还有什么没讲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