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角度说，爱与死的伦理学和历史伦理叙事更加具有坚定性。它们从具体的时间段落获得了对自身具体的、历史的定义。它们由此从时间的角度给了自身绝对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的内在音色是：一切都是具体的时间段落中的具体事件给予了它们合理性——因为人最不可抗拒的东西并不是毁灭，而是时间；甚至毁灭本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因此，或许正是时间而不是空间给予了“民族大义”以幌子的特性，也给予了为民族大业而死获得的“民族英雄”桂冠以戏谑性。葛任死后几十年人们对他的评价几起几落：“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叛徒，“改革开放”中他成了英雄，就既说明“花腔”天然需要最大（或最小）的时间段落，也说明语言纵欲术（在第四叙事人的引证和考证中）和声音的纵欲术（在阿庆的讲述中）依然还在发挥作用，更说明时间导致出的必然性在戏谑之中包含的残忍。时间能让一个已死的人依照时间的需求不断改头换面来到我们中间，以适应我们所寄居的时间段中包纳的爱与死的伦理学和历史伦理叙事的当下规定性——这刚好和彼德?达米安（Peter Damian）在中世纪宣称“上帝能够使曾经发生的事成为不曾发生的”相反。这正是小说家李洱的深刻之处，也是《花腔》的杰出性最显明的证据之一。
建立什么样的时空形式和怎样建立这种时空形式，往往能显示一个作家才能上的大小，也是判断一部小说成功与否的指标之一。不是说时空形式错综复杂、时空形式广袤无边的作品就是成功的，而是说，对时空形式的理解、对时空形式在何种程度上规定了主人公对自身行为的理解，尤其是时空形式在具体性中显露出了何种抽象性（即形而上学化），该抽象性在如何运作和被运作，它具有何种程度的概括能力，才是构成一部作品成功或失败的要素。李洱通过“花腔”一词的自为运作，通过作者本人不断与“花腔”的语义进行长时间的协商，强行赋予了“花腔”的语义空间以如此这般的时间性，在使它被迫跑动起来之际，也迫使它乖乖带出了历史的花腔化、历史的狂欢化、历史伦理叙事和爱与死的伦理学的具体性、肉身化形式以及它们各自的残忍性。这种种东西并非只存在于一时一地，在李洱的叙事中，它们还存在于过去和可以预计的未来。它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特征。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李洱的小说并非只是发明了一套和小说语境相适应的时空形式，同时，这套时空形式因了它的形而上学色彩，更具有总结作用和解释作用。应该说，这并非每一个作家——甚至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