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方面则认为，只要说降葛任，就可以给共产党难堪，也就可以为“攘外必先安内”之达成添砖加瓦。这样做也是为了民族大义。而这同样是出于爱的考虑：牺牲了葛任在共产党那里至高无上的神圣名节，却又为民族解放大业贡献了力量，在国民党眼中，这两者之间的差价葛任看来是不费什么成本就能白白赚到手，说到底还是便宜了葛任；如果说降不成，那就只好将他杀了。在重庆方面看来，这也是爱的意思：不让葛任为共产党效力，也就使党国少了一大敌人——我们早就听说了，国民党始终认为只有它自己才能代表国家和民族，它从一开始就拍着自己的胸膛说过：兄弟我历来都是赞成“天下为公”的。在这种情况下杀了葛任，意味着迫使葛任牺牲自己成全民族，尽可以让他留名青史，这不是爱他又是什么呢？可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妨来看看阿多尔诺（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中为此类行径下过的一个判断：“只要有人被当作牺牲品，只要牺牲包含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对立，客观上牺牲中就包含了欺诈。” 尽管阿多尔诺老兄的看法恰可谓诛心之论，但古往今来的文明史早已证明：他的担忧并没有任何实效，因为历史的操作者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历史的狂欢化、驯服历史的狂欢化以使它走上“正确”的方向来为自己服务——葛任不过是这中间并无新意的又一例而已。
总之，在爱的笼罩下，在牺牲的广泛吁请下，葛任肯定不会有任何活路，除非他答应逃离这个由各种型号的“爱”编织起来的是非窝。所以，国共两方在这次行动中，都不约而同地给葛任取了一个相同的代号：0号。意思是没有、不存在——有关这一点小说写得很清楚。因此，葛任的死早就是预定的。爱与死在这里终于像一对幸福的情侣一样手挽手地联在了一起。在小说语境中，死是爱的结果，但同时又是爱的条件：没有死，爱就无从体现。这真是一个类似于“阐释学循环”的怪圈，但也是一个能够让人潸然泪下或仰天长叹的笑话。有趣的是，以爱的名义让葛任彻底变为一个have nothing，在国共双方看来，不仅仅是出于对集体（即集体性的“大历史”）的考虑，更是出于对葛任本人（即个人性的“小历史”）的爱护。不过，问题倒在于，葛任对此有何意见呢？这就不必考虑了。他们以爱的名义早已替他想好了。他只需接受就行。
三个叙事人出于对葛任的私人交情，都想放了葛任：白圣韬不惜降了军统特派员范继槐中将，因为他终于看出后者也有放掉葛任的心思，因为放了葛任他姓白的回到延安毕竟只有死路一条；阿庆为此还杀了他的同僚——另一个也想救葛任而不为阿庆所知的军统特务杨凤良。应该说，这三个人对葛任的爱基本上都是针对葛任本人（即爱的私人化），并不惜冒着背叛国共两党的神圣旨意的危险。但已是病体残躯的葛任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他似乎早已心灰意冷，不再作生还的打算。“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阳剩此时。” 他的朋友们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杀了他。有趣的是，他们都没有亲自动手（当然也不能或不忍亲自动手），而是借一个日本人川井——也是葛任的朋友——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更加有趣的是，选用这种方式，据说也是出于爱。按照范继槐的讲述，情况是这样的：
现在毙掉他，其实也是在成全他。既然他说国民党一定要倒台，共产党一定要胜利，那我杀了他，他不就成为烈士了吗？……不，我不能亲自动手。……最好是川井来把这件事给办了。这样一来不管谁赢谁输，不管历史由谁来写，民族英雄这个桂冠葛任都戴定了。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天地良心，我是因为热爱葛任才这么做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