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第四叙事人作为“花腔”的盟友，始终处于清醒之中：他始终明白无声的档案也是“花腔”自为运作的结果之一。所以，在小说语境中，出尽了洋相的不仅是声音化的历史，同时也是文字化的历史。这同样要归功于第四叙事人对无声的档案（即文字化的历史记载）进行的考证。这最明显不过地意味着：文字也有它的纵欲术。但那无疑是更有目的的纵欲术：它想让时间怀孕、生产，最后在浩若烟海的文字记载中，隆重生下一个让所有当事人几乎完全不认识的“历史”“事实”。朱淑真说：“笔头去取千万端，后世遭它恣意瞒。” 差不多就有这个意思在内。而在李洱“杜撰”出的小说语境中，文字的纵欲术同样来自“花腔”一词的自为运作，因为“花腔”的内部含义表征的是整个历史的花腔化（或历史的花腔特性），该花腔化并不单单针对历史的声音化的花腔性质。按照K. 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观点，历史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是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 。有这样精辟的言论壮胆，我们几乎完全可以下结论说：“语言的虚构物”正是“花腔”的本来含义之一。所以，“花腔”的内部含义表征的历史的花腔化，也天然要针对历史的文字化透露出来的花腔嘴脸。在这里，第四叙事人将考证的手术刀，毫不迟疑地对准了历史的文字化的下部：他也要为语言的纵欲术的输精管结扎、节育了。
第四叙事人始终将自己和自己的考证穿插在另外三个叙事人的讲述之中，他让无声的档案和有声的档案连在了一起。在“花腔”的自为运作下，李洱唆使第四叙事人的考证方式，最终带出了历史的声音化和历史的文字化相互间狗咬狗的有趣局面。这刚好部分暗合了“花腔”本有的戏谑特性。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声音化和历史的文字化之间的搏斗、交锋，终于使小说的真正主人公葛任的心路史全景图一步步完整起来了。这既是考证的目的、侦探的渴望，也是所谓“大历史”的由来。
但绝对的真相依然是不可获得的。“花腔”的语义空间的确是一根弹力近乎无限的弹簧，一具柔韧性近乎无限的腰肢，在李洱的操策下，在需要它小的时候，它规规矩矩地小了，比如需要它以文字化的历史去校正声音化的历史的时候；在需要它大的时候，它也毫不迟疑地大了，比如在第四叙事人的叙事穿插在“讲述”的过程中，来展示“大历史”的时候。但“花腔”的天然说谎特性，使它无论在语义空间按照需要变大的时候还是变小的时候，都脱不了假象的内在神色。这使得第四叙事人紧锣密鼓忙活了大半天，仍然在最后发出了深深的哀叹：“真实其实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这正合钟鸣所言：“人们留在地面上的是哲学、幻影和恐惧，而埋在地下的，却是真理和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