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早已是风行天下的文体形式了，无数前贤时俊也早已从理论上对它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打磨。由于所谓“批评世纪”的兴起，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新兴理论，也为批评家提供了解剖小说的刀、枪、剑、戟，一阵车轮战法后，小说理论最终的归结之一是“怎么写”。毋庸置疑，“怎么写”主要是一种操作方法，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来说就是“用”。这当然很重要，因为它毕竟要比谈玄老实、实用得多。不过，我们似乎有必要从本体论的角度来重新看待小说；小说首先作为一种文体方式，也许有比“怎么写”更重要、更深层的原因。
在认识论、语言转向后的今天，我所说的“本体论”，当然也不全是从前意义上的本体论。我始终认为，小说在“怎么写”之前，应该有一个先在的前提，这个前提跟人看待世界的“世界感”有关。世界感是一种先于文体、先于“怎么写”而自为存在的看待世界的某种（类）观念 。假如说这就是“怎么写”的起点，正在这个意义上，它才具有了本体论性质。这绝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不过在20世纪，本体论较之于康德时代更是个近乎荒唐的提法，因而当代俊彦不屑于再拾起它罢了。华莱士?马丁说：“显得很新的东西也许只是某种已被遗忘的东西” ，正是此谓。梯尼亚诺夫则说：“在与父亲斗争时，孙儿最后与祖父相像。” 当然，也仅仅是晚期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