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笔下几乎全是小人物。我们通常把王朔看成韦小宝。殊不知，王朔在戏谑的叙事过程中往往也有温情的一面，也有对小人物的同情、理解和关心。王朔站在小人物的立场发言并因此展开叙事。他自称是一位胡同作家。胡同正是民间、民众的代名词或符号。从野史的角度看，王朔的叙事的的确确是野史话语一个集大成式的当代版本。他的作品中，有明显“兼爱”的一面（这当然是变形的兼爱了）。这一面在《我是你爸爸》、《修改后发表》等作品的叙事结构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是，与其说兼爱主要体现在叙事结构本身，不如说更主要是叙事结构眉宇间的精神气质。王朔同情小人物；他作品中的小人物们之间的互相理解，有条件的但又是毫不犹豫的互相体贴、同情、认可，凡此种种，使王朔在抒发肉体的“嘴”时，也有限度地表达了温情脉脉的爱。王朔在用“兼爱”制约“为我”、“贵生”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更是典型作品，这是一曲寻常百姓灰色生活的咏叹调，整个故事的叙事起始于一斤发馊的豆腐。主人公小林夫妇痛恨自己的人生、生活与世界，却又为着自己而发疯地爱这一切；他们彼此口角、争骂又彼此把对方当亲人来爱。是的，相爱而且活着。也许这可以由许多理论来解释、来归纳甚至来支撑，但对于活生生的中国和活生生的中国人，也许正在于墨家的暗中教诲。夫妇的爱，早已突破了血缘关系。儒家把女人看作衣服、夫纲的一个符号；道家则把女人看作采阴补“阳”的矿藏。只有墨家为夫妻间平等的爱提供了依据，至少是提供了隐蔽的逻辑上的可能性，虽然这一切对民间百姓、“愚民群氓”只可能是潜意识的——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正可以反过来说：是伟大的墨家准确地摸到了人性中温暖博大的一面。也许正是这样，从野史的角度看，王朔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中的野史精神；夸张地说，他是纯粹从野史这一维度去观察、评价世界众相的。贾平凹貌似得野史之“道”的高“僧”，其《废都》实则仅是肉欲的欢叫，根本没有用兼爱去为“为我”、“贵生”节育。我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叙事逻辑来表明，庄之蝶是出于“爱”才去和那么多的女人“做”“爱”。从野史的角度看，当代文学也许更需要“抡圆了侃”的王朔，而不是号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谓精深了解的贾平凹，至少也不能是《废都》。
但是，叙事与说教并不绝然对立。正如儒道互补允许杨墨互补在一定范围内才可能独立一样，叙事也要看说教的脸色。《肉蒲团》的“本意”不是要写成一部淫书，按作者的意思，反倒是想来一手“以淫止淫”、“以毒攻毒”的把戏（第一回），也号称要让我等小民从稗官野史中体会到说教的威风。 但该书到底搞笑似的成了被禁的淫书。于此之中我们或许可以窥测到：野史话语的叙事本身就为正史话语的说教所不屑；叙事结构要想争得自己的生存权利，在加强自身功能这个硬件建设的同时，也不妨来他个“曲线救国”：向正史话语的说教献献媚。《鬼谷子》说：“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活活为历代统治阶级戕除下层百姓说话之“口”画了像。远的不说，王朔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此写作，他说话之“口”恐怕早就该为吃饭之“口”念悼词了。《肉蒲团》那值得怀疑的“本意”，与其观察世界的野史角度及该角度要求的叙事结构相悖，“本意”最终被野史话语的叙事所同化，因而《肉蒲团》也被正史话语的说教权威彻底排斥，这不仅是野史话语的一大幽默，更是对正史话语的一大讽刺。而庄之蝶可以一边参加政协会议，一边在政协会议的余暇大玩女人，并且手法层出不穷，新招和高潮迭起，——这显然就是叙事与说教关系的重要一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