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来，出版业的发达，已经让阿猫阿狗都能出全集了，这本“学术自选集”（好吓人的名字！），自然也是出版业嚣张的产物，根本不是因为收在本书里的文字有多么出色。
别人我不清楚，自己的情况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每写完一篇文章，总觉得它像初生婴儿一样可爱、可怜；十天半月之后，就觉得它面目可憎，几乎不敢相信这家伙竟然出自我手。自从我接触到文字和写作这个行当以来，可谓从来如此，几乎没有例外。
上面这些话，听起来有“得了便宜又卖乖”的嫌疑。每个人都有敝帚自珍的心理，这也不是多么不可原谅的恶习；只要我们时时谨记自己的儿子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乖，或许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得了便宜又卖乖”的辛辣讥讽庶几可以免除。正是这一借口，构成了像我这样一个从不自信的人，也敢出版“学术自选集”的最好托词。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八篇文章，似乎可以冒充文学批评。《从野史的角度看》、《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写于1997年3、4月间，分别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6期、《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文艺争鸣》2002年第6期，它们都收入了我的文论集《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写它们的时候，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一年级。正应了那句人尽皆知的老话：“初生牛犊不怕虎。”该说和不该说的，这三篇文章都说了。貌似漫长的十五年眨眼即逝，如今，我却不愿意为它们准备惭愧之意。另两篇文章《回忆八十年代或光头与青春》、《追寻诗歌的内部真相》分别写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发表于《莽原》2001年第6期和《中国诗歌评论》第三辑（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文收入我的评论集《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后文收入我的诗论集《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现在读来也不能让我满意，唯一值得惊讶的，还是自己的胆量。《历史以及历史的花腔化》写于2002年年初，发表于《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一部历史应该少到可以拿在手中》、《灵魂在下边》写于2005年，分别发表于《新文学》第七辑（大象出版社，2007年）、《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八辑（巴蜀书社，2010年）。关于它们，也没什么好说的，“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很惊讶自己还有能力炮制这么糟糕的东西——尽管它们居然得到了一些朋友的
谬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