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唯识学逐渐受到寺院外学者的重视，而这始自熊十力先生。熊十力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按照牟宗三先生所言，自从明朝结束，乾嘉学派形成后，中国的学统就断了。清朝以来，全部的学问都没有了，只剩下《说文》《尔雅》。然而两者并不能代表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也无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繁荣。所以熊十力先生重建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儒家传统，并决定恢复唯识学这生命的学问，恢复这中国老传统、汉家威仪。
熊十力先生为了恢复唯识学这门学问，便构思想写一部叫《新唯识论》的书。这部书分为两册，一册是《境论》，另一册是《量论》。《境论》已经出版，但是《量论》始终未能成书。熊十力先生对于自己对中国先秦学问的了解十分自信，他曾说道：“当今之世，讲先秦诸子，只有熊某能讲，其余都是胡说八道。”虽自负如此，但他的重要著作《新唯识论》中的《量论》始终没写出来。
牟宗三先生是熊氏的入室弟子，在台湾和香港的几十年中，对文化思想的贡献颇为显著，有目共睹，是位大师级的人物。对于《新唯识论》的《量论》，他说自己“或可以写出来”，却最终也没有写出来。
学养深厚如熊、牟两位先生，都没有写出《量论》来，可见两人治学态度之严谨，也得以知晓唯识学之艰涩。所以父亲对唯识学只用“研究”两字，其慎重也就不难想象了。无论如何，这些都说明了“唯识”这门学问的深奥，如若轻率讲述，恐有误导他人之流弊，父亲是绝不会如此做的。
由于父亲对唯识学也没有足够透彻的把握，因此父亲每次和学生讲时，都从不说讲解，而只说研究，意思是还有待于大家的一同探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父亲在香港看到《十方》杂志有关“唯识”方面的文章后，还打电话给刘雨虹女士，特地嘱咐不可以整理他自己所讲的唯识。
父亲注重的，是对佛法修证方面的印证［佛教将“戒”（戒律）、“定”（禅定）、“慧”（智慧）称为“三学”，认为一切法门尽摄于此，应当精勤修学。这中间，戒、定属于修行实践，慧属于教理思维］。因此，父亲一生之专注便在修，在证，在教化。父亲所教的修法，不只是理论，而且包括了自己过去修行的经验。他曾闭关专修，可算作过来人，因此才能指导他人修法。父亲的教化，并不只局限于佛法，而是包罗万象，各方面互通互补。很多人说父亲不是学者，此话倒也有理，因为学者注重的是学理，虽然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却未必能将之活用。一般所谓学者，也就是学某个别人创建的理论，像个解说员，或是翻译官。而父亲却不同，他一向重视实践，认为学问再好不能应用也是白说，就像有人背得出唐诗，自己却不会作诗，又有何用？古人说：“说食不饱。”会说不会做，没用！
父亲的实践，从其对学生的接引便可见一斑，对“三剑客”来说，更是如此。前面已经提到的杭纪东、林曦表哥及王绍璠三人，是原来的“三剑客”，后来王绍璠有了女朋友卢惠玲，旧“三剑客”便改组了。新“三剑客”是指徐进夫、林曦表哥及杭纪东。徐进夫从禅学班开始与大家相识，与林曦表哥及杭纪东往来甚密，极为投缘，后来大家便也称他们为“三剑客”。自从《人文世界》出版以来，忙得最多的要算是徐进夫了。不但编务多由他负责，每期的稿子他也尽力写出长短各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