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革”十年(15)

在1957年鸣放时,他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他还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他觉得“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他的这些言论作为“基本错误事实”,成了1958年秋天补划“右派”的根据。他在给整风领导小组的一封信中,极为低调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我因为对许多问题想不通,在认识上和同志们有很大的距离,心里很急躁。所以在昨天的会上表现了那样对同志们不信任的态度,这是很不好的。

……我是有隐晦、曲折的一面,对人常有戒心,有距离。但也有另一面,有些感情主义,把自己的感情夸张起来,说话全无分寸,没有政治头脑、政治经验,有些文人气、书生气。

1979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复查小组写了平反结论:“我们认为,把一个说了几句错话而且又已经做了检查的同志划为敌我问题,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笔者见到,在这份结论上汪曾祺没有写出任何意见,只是随兴填上龙飞凤舞般的硕大名字。

当年划“右派”之后,他回家向妻子转述单位领导林山和他谈话的内容时,忍不住哭出声来。当天下午他曾想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与党无关。后来又有点后怕,认为这样的做法还是和党抗拒。

他凄惨地对妻子说:“我现在认识到我有很深的反党情绪,虽然不说话,但有时还是要暴露出来。我只有两条路了,一条过社会主义关,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条就是自杀,没有第三条路。”

后来他对人说,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劳动时心里很惨,唯一乐事就是六岁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我不会拼音,逼着我学着用拼音给儿子回信。

儿子长大了。目睹父亲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劝慰情绪起伏很大的父亲。儿子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没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认识,就是有点知遇之恩。儿子说了很多,父亲想了想,总是说:“对!对!”

汪曾祺后来爱说:“多年父子成兄弟。”一切又归于平淡,平淡如水。

在八宝山向汪曾祺告别时,北京京剧院开了一辆大轿车来,车上只坐了七个人,其中有三位工作人员。梁清廉感慨地说:“当时感觉真不是滋味,剧团来的人这么少。单位的年轻人不认识汪曾祺,可以理解,而那些老演员一个都没来。戏曲界功利主义,你一辈子都弄不懂。”

晚年时汪曾祺很少跟单位打交道,与呆了三十多年、尝尽辛酸的剧团自我“割绝”。“文革”十年的梦幻般日子,似近似远,似真似假,他都疏于解释。去世前一年,《沙家浜》版权纠纷弄得心烦,他在电话中对采访的记者们大声嚷嚷一句话:“我无可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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