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革”十年(13)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处跟“文革”不合拍,不认同。在创作上痛苦不堪,他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四人帮”的。68年我们下乡插队,他对这个运动有看法,但没法反对。他说,把你们送下去我还没认识清,你们用行动改变我的想法吧。

在大环境中若即若离,骨子里还保留一些东西,没有完全化成那一套,没有成为被政治塑造的变形人。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谈服装、考古,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

“四人帮”倒了,他觉得应该,自己获得极大解放。挂起来有一两年时间,很难做结论,只能不了了之,但不给他安排工作。

(儿子汪朗1998年6月26日口述)

打倒“四人帮”后,一些人反而拿他开刀,整他,这其中有年轻的创作人员。整得很厉害,大字报很多,骂得狗血喷头,想打死汪曾祺这只“死老虎”。汪曾祺说:“把我弄得够呛。”

我认为不能这样整汪,冤得很。他尽量躲开我,怕影响我,这是他的好意。有一天在厕所里见到他,他问我:“你害怕不害怕?”我说:“我没做亏心事。”

那时多少人给“四人帮”写效忠信,拍马屁,写小汇报。我说:“你们在于会泳处看到有张滨江的一个字,你们随便把我送哪!”

汪曾祺在创作上没得罪过人,没挑过别人什么毛病,也没有呵斥过谁。他在团里没造次过,为什么这些人攻击他呢?就是有人有私心,借打他想在政治上捞稻草。知识分子患得患失,汪曾祺理解这些,不记恨。

(北京京剧团老同事张滨江1998年7月7日口述)

那时他写了不少反驳材料,不同意人家写的结论。人家让他签字,他逐条辩驳。他被单独审查一阵,让回家,但不让串联。

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帮”倒之前,却没少传小道消息,把我们吓死了。《红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诉我的,说:“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兴,手舞足蹈。

后来有一阵审查松懈,无人管理。刚好曹禺《王昭君》发表,曹禺写舞台指示很漂亮。闲来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昆剧,我改成京剧。那时他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

我们劝他搞小说,他说:“我没有生活,写不出来。”实际那时已在打小说腹稿,还找出47年写的小说给我们看,让我们说归什么类。

他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题先行,极左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他认为立得住的就是《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他心里有底,让你们先写本子,最后还是我上。骨子里傲气。他改我们的唱词,划了一段:“不要煽情。”又划掉一段:“这段没用,白唱。”

王蒙、邓友梅说不能听样板戏,老夫子很同情,觉得是这么回事。他说过,我们吃样板饭,对他们能理解。

(北京京剧团老同事梁清廉1998年7月6日口述)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袁韵宜记得那时见到汪曾祺进出办公室,总是低头进低头出,灰溜溜过了一段时间,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清查组要求他系统地交代“文革”问题,一遍遍地要讲清与江青的关系。闲时无处可去,只好在资料室喝茶、看报纸,不敢与人随便交谈。有人愤怒地表示:“汪曾祺对别人作品看不上,很高傲。但他没有傲骨,江青拉他,他就上天安门。”

《杜鹃山》导演张滨江说:“他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审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写了约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成为他十年京剧创作的副产品。

那时,汪曾祺在异常压抑、孤独的境地下,竟发愤写出了《裘盛戎》、《梁红玉》、《一捧雪》等剧作。行内人士依然赞誉剧本的文学性,认为保持了他笔下人物有深度的特点。袁韵宜描述道,出演比较冷清,戏里不是很热闹。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