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他的思想深处跟“文革”不合拍，不认同。在创作上痛苦不堪，他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四人帮”的。68年我们下乡插队，他对这个运动有看法，但没法反对。他说，把你们送下去我还没认识清，你们用行动改变我的想法吧。
在大环境中若即若离，骨子里还保留一些东西，没有完全化成那一套，没有成为被政治塑造的变形人。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谈服装、考古，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
“四人帮”倒了，他觉得应该，自己获得极大解放。挂起来有一两年时间，很难做结论，只能不了了之，但不给他安排工作。
（儿子汪朗1998年6月26日口述）
打倒“四人帮”后，一些人反而拿他开刀，整他，这其中有年轻的创作人员。整得很厉害，大字报很多，骂得狗血喷头，想打死汪曾祺这只“死老虎”。汪曾祺说：“把我弄得够呛。”
我认为不能这样整汪，冤得很。他尽量躲开我，怕影响我，这是他的好意。有一天在厕所里见到他，他问我：“你害怕不害怕？”我说：“我没做亏心事。”
那时多少人给“四人帮”写效忠信，拍马屁，写小汇报。我说：“你们在于会泳处看到有张滨江的一个字，你们随便把我送哪！”
汪曾祺在创作上没得罪过人，没挑过别人什么毛病，也没有呵斥过谁。他在团里没造次过，为什么这些人攻击他呢？就是有人有私心，借打他想在政治上捞稻草。知识分子患得患失，汪曾祺理解这些，不记恨。
（北京京剧团老同事张滨江1998年7月7日口述）
那时他写了不少反驳材料，不同意人家写的结论。人家让他签字，他逐条辩驳。他被单独审查一阵，让回家，但不让串联。
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帮”倒之前，却没少传小道消息，把我们吓死了。《红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诉我的，说：“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兴，手舞足蹈。
后来有一阵审查松懈，无人管理。刚好曹禺《王昭君》发表，曹禺写舞台指示很漂亮。闲来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昆剧，我改成京剧。那时他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
我们劝他搞小说，他说：“我没有生活，写不出来。”实际那时已在打小说腹稿，还找出47年写的小说给我们看，让我们说归什么类。
他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题先行，极左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他认为立得住的就是《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他心里有底，让你们先写本子，最后还是我上。骨子里傲气。他改我们的唱词，划了一段：“不要煽情。”又划掉一段：“这段没用，白唱。”
王蒙、邓友梅说不能听样板戏，老夫子很同情，觉得是这么回事。他说过，我们吃样板饭，对他们能理解。
（北京京剧团老同事梁清廉1998年7月6日口述）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袁韵宜记得那时见到汪曾祺进出办公室，总是低头进低头出，灰溜溜过了一段时间，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清查组要求他系统地交代“文革”问题，一遍遍地要讲清与江青的关系。闲时无处可去，只好在资料室喝茶、看报纸，不敢与人随便交谈。有人愤怒地表示：“汪曾祺对别人作品看不上，很高傲。但他没有傲骨，江青拉他，他就上天安门。”
《杜鹃山》导演张滨江说：“他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审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写了约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成为他十年京剧创作的副产品。
那时，汪曾祺在异常压抑、孤独的境地下，竟发愤写出了《裘盛戎》、《梁红玉》、《一捧雪》等剧作。行内人士依然赞誉剧本的文学性，认为保持了他笔下人物有深度的特点。袁韵宜描述道，出演比较冷清，戏里不是很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