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梁清廉回忆说：“江青倒了，汪曾祺心花怒放，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
我在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都可能搞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冲动。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
我觉得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青在《沙家浜》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帮”，还没有反党篡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慎重，搞不好就会否定文化大革命。
（摘自1978年9月汪曾祺《综合检查》）
我对于许多同志身受的痛苦，对他们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江青对我有恩，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觉得她在十大以前、在“文革”期间没有干过多少坏事，或干了坏事也算不了什么。所以竭力强调重点在于会泳控制时期，在“十大”以后——这样坚持了一年多。
我对江青的义愤不像对于会泳的仇恨那样直接，那样入骨三分。我认为江青控制北京京剧团时期的问题已经基本上清楚。
朱丹南同志指出，我的改造有一定的艰巨性，十多年来，我中毒很深。要做到脱胎换骨，是很不容易的；我不想自暴自弃，希望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
（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江青也没有给我太大的荣誉，因为我有政治上的弱点。
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我觉得很痛心，很悔恨。我今年五十八岁，我还能再工作几年，至少比较像样地做几年。
（摘自1978年汪曾祺《关于〈山城旭日〉、〈新三字经〉、〈决裂〉》）
1977年4月，团内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其中有的写道：“我们总怀疑有些曾被江青重用过的人在干扰运动的大方向。”5月，汪曾祺在创作组做过一次检查。8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检查。当时文化部长黄镇认为，文艺界清查不彻底，高压锅做夹生饭，火候不够，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当众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
党委书记薛恩厚也被挂了起来，情绪起伏较大。有一阵，他看了谁都说：“揭（发）呀，揭（发）呀。”他曾跟汪曾祺说：“我给我这十几年总结了两条：胆小怕事，保存自己。”过了几天，他颇有感触地又对汪曾祺说：“我发现，我们都成了杨春霞的底色了。”
汪曾祺写了这样一封保证书：“除了替创作组或党委起草的工作报告外，我没有给江青、于会泳写过任何信。”专案组负责人批了两个字：待查。
汪曾祺在1978年4月11日写了《我的态度》一文，明确地表示：“我将尽我所知、毫不隐瞒地揭发江青和于会泳的罪行，交代自己的问题。我也希望早一点把我的问题搞清楚，并且坚决相信组织上一定会对我的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我相信北京京剧团的运动一定能搞好！”
汪曾祺在“挂起来”的日子里心境愁苦，家人和同事深知其况味：
当时上面认为江青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老头成了怀疑对象。老头天真，别人觉得他日子过得风光，他觉得受苦受累大了，别人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自我认识有很大反差。一般人认为样板团是江青的铁杆队伍，吃香喝辣，对江青知根知底，关系非同一般。把他挂起来，他接受不了，心里不平衡，跳得挺厉害，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抒发不平之气。老头不是一直平和，年轻时曾傲得没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