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以“种植试验田”名义，逐步把北京市委的领导权排除开了。江青对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以后剧团的创作，你只要知道一下情况就行了，不要干涉。”而张春桥对李琪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听她调，她要谁给谁。”涉及高层人事矛盾，汪曾祺自然回避不及，处事更加谨慎，始终有提防之心。不料彭真很快倒台，江青在文艺领域的领导权威无人敢于藐视。
“百家争鸣，一家作主”的说法就是在这时传出来的。
熟知北京京剧界情况的杨毓珉告诉笔者：“‘文革’初期，剧团有人斗当权派，斗主要演员赵燕侠、马长礼、谭元寿等人。江青就把这几个斗人的人打成‘反革命’，关了十年。公安局不知怎么处理，没有江青的命令不敢放。这样一处理，样板团都得听江青的旨意。”“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回忆道，“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老忘不了他是一个右派。”（1998年7月7日口述）
有一回，汪曾祺伤感地对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曾形容，江青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辗转反侧。1965年5月，江青在上海反而这样说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
有一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剧目，她突然对薛恩厚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薛说：“那您给我改一个。”江青让在场的康生改改，康生说：“唔，你得天独厚，叫个‘薛天厚’吧。”江青说：“更封建了，你过去厚古薄今，今后要厚今薄古，叫‘薛今厚’吧。”
私下里薛恩厚对汪曾祺说：“我五十几岁的人了，要你给我改名字。”他表示，他并未在户口本上去改名字。
《沙家浜》剧中“八千里风吹不倒，九万个雷霆也难轰”是薛恩厚写的，但是后来编剧中取消他的名字。原来是有一天江青碰到他说：“你把党委工作做好了，不要再去创作。”薛吓得赶紧不署名，提心吊胆地看江青的脸色行事。
江青曾说，《红灯记》剧组的阿甲损害了她的健康，《沙家浜》里又有人顶牛，也损害了她的健康。薛恩厚得知后，在检查中非常内疚地说：“一听说损害了江青同志的健康，我就什么罪名都愿意承认了。”
汪曾祺后来回忆，薛恩厚事后不止一次谈过这些事。
江青对汪曾祺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
对《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满意。在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两句，我当场就想了两句，她当时表示很赞赏。
（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