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革”十年(3)

江青以“种植试验田”名义,逐步把北京市委的领导权排除开了。江青对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以后剧团的创作,你只要知道一下情况就行了,不要干涉。”而张春桥对李琪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听她调,她要谁给谁。”涉及高层人事矛盾,汪曾祺自然回避不及,处事更加谨慎,始终有提防之心。不料彭真很快倒台,江青在文艺领域的领导权威无人敢于藐视。

“百家争鸣,一家作主”的说法就是在这时传出来的。

熟知北京京剧界情况的杨毓珉告诉笔者:“‘文革’初期,剧团有人斗当权派,斗主要演员赵燕侠、马长礼、谭元寿等人。江青就把这几个斗人的人打成‘反革命’,关了十年。公安局不知怎么处理,没有江青的命令不敢放。这样一处理,样板团都得听江青的旨意。”“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回忆道,“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老忘不了他是一个右派。”(1998年7月7日口述)

有一回,汪曾祺伤感地对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曾形容,江青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辗转反侧。1965年5月,江青在上海反而这样说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

有一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剧目,她突然对薛恩厚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薛说:“那您给我改一个。”江青让在场的康生改改,康生说:“唔,你得天独厚,叫个‘薛天厚’吧。”江青说:“更封建了,你过去厚古薄今,今后要厚今薄古,叫‘薛今厚’吧。”

私下里薛恩厚对汪曾祺说:“我五十几岁的人了,要你给我改名字。”他表示,他并未在户口本上去改名字。

《沙家浜》剧中“八千里风吹不倒,九万个雷霆也难轰”是薛恩厚写的,但是后来编剧中取消他的名字。原来是有一天江青碰到他说:“你把党委工作做好了,不要再去创作。”薛吓得赶紧不署名,提心吊胆地看江青的脸色行事。

江青曾说,《红灯记》剧组的阿甲损害了她的健康,《沙家浜》里又有人顶牛,也损害了她的健康。薛恩厚得知后,在检查中非常内疚地说:“一听说损害了江青同志的健康,我就什么罪名都愿意承认了。”

汪曾祺后来回忆,薛恩厚事后不止一次谈过这些事。

江青对汪曾祺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

对《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满意。在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两句,我当场就想了两句,她当时表示很赞赏。

(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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