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革”十年(4)

历经几年“文革”风雨,1972年4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可见江青对汪曾祺手中那支笔的看重程度。正因为如此,汪曾祺在“文革”中很快就从“牛棚”解放出来,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

1968年4月17日前几天,在宣内院内,军代表李英儒见了我,问我最近在干什么呢,我说正写检查呢。他说:“写什么检查?你学习学习毛选吧。”

17日的早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会议室去谈话,对我说:“准备解放你,但是你那个《小翠》(我和薛合写的一个《聊斋》剧本)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说:“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很不易驯服的人……你去准备一下,做一个检查。”

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我,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去表一个态。”等群众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表态之后,就发给我一张票,让我当晚看《山城旭日》,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些时,李英儒找我,说让我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说:“陪江青××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摘自1978年5月13日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

汪曾祺形容自己当时如在梦中,心情很激动。江青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解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祺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后来,汪曾祺谈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是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由于汪曾祺较早地介入样板戏的写作,使他免去了“文革”运动的过多冲击。杨毓珉依稀记得,外面红卫兵冲到剧团,拿着皮带抽人,问到汪曾祺干什么,汪如实说道:“我写《沙家浜》。”红卫兵竟不敢下手打他。

杨毓珉回忆道:“汪曾祺没有受到什么皮肉之苦,就有一次罚跪,一次挂牌在院子里游行一圈。红卫兵‘西纠’强攻过京剧团,打开大门冲进来后不知我们干什么的,内部的人没有通报,他们闹了一阵就走了,‘黑帮分子’躲避在一个屋子里。他曾和剧团领导关在一起。

他主要是历史问题,他比别人早出来。”(1998年7月1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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