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她对作者到了哪一层不在意，是什么分子也不看重，谁有才气就敢用谁，见了有才的人很客气。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赵燕侠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分。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他没有去依附江青。
他根本不聊政治，不敢说江青意见好坏。对政治既不是老练，也不是圆滑。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跟人打得火热，交往时义气不浓。
戏剧团体有时没有政治头脑，乱起来很没水平。他受过冲击，多少次审他。我们这个社会再不容忍他，就没什么道理了。
（1998年6月22日口述）
据汪曾祺1978年4月20日所写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江青曾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坐下来就问：“汪曾祺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青“嗯”了一声说：“哦，没有。”江青没有细说什么意见，但她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她曾与萧甲说过：“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直到1968年冬天，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传达江青指示时，还有这么一条：“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
杨毓珉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历史问题，1958年打成右派。萧甲也表示：“江青说过‘控制使用’这句话，在领导范围内说过，积极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来。‘文革’前去香港演出，团内有防备谁、警惕谁的内部措施，也被说了出去。”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廉回忆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1998年7月6日口述）
杨毓珉认为：“汪当时确实不能再犯错误，因为谁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就在那段期间，江青改组了北京京剧团，把它变成了样板团，砍掉了北昆、实验剧团等单位。江青认为马连良、张君秋演不了现代戏，彭真就说，你不要，我要。彭真特地指示，把马、张放到京剧二团。
汪曾祺他们看得很明白，改编《芦荡火种》时彭真下令把上海沪剧团调北京演出，让北京京剧团观摩学习。北京市委同时决定，也要把歌剧《洪湖赤卫队》改编成京剧，而江青执意要参与该剧修改。北京京剧团老编剧袁韵宜告诉笔者：“江青往里挤，彭真也不愿撒手。高层矛盾集中到京剧团，汪曾祺他们夹在中间有时就显得为难。”
据说，彭真坐车本想到北京京剧团指导演出，看到剧场门口停着江青的小车，就只能让司机开车掉头回去。
汪曾祺之子汪朗对当时的排戏情景尚有印象：
父亲说过，江青曾拿了两个戏来，一是《芦荡火种》，一是《革命自有后来人》，想让赵燕侠演一个。赵燕侠认为《红灯记》中李铁梅才十几岁，演起来不合适，她看中了《芦荡火种》。
我曾和父亲到政协礼堂看了来京演出的沪剧《地下联络员》，乱七八糟，尤其是假结婚一场特别闹，艺术上没法跟后来的比。
后来就排了这出戏，突出赵燕侠的阿庆嫂形象。彭真抓得比江青多，《北京日报》发了几篇社论。那次我去看了，似乎已经成形。彭真与江青弄得很僵，彭一看江青在，扭头就走。父亲有所察觉，非常无奈。
他们在颐和园、护国寺梅兰芳住宅改剧本时，我去送过换洗衣服。
（1998年6月25日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