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学生黄能馥告诉笔者,沈先生很长时间内处事都很低调,不愿张扬。他记得有一次《人民画报》记者要拍一组怎样培养留学生的镜头,刚好接沈先生来讲课,沈先生知道要拍照,火了,大发脾气,坚决不让拍。
笔者在沈从文1957年3月给中国作协的《创作计划》中发现,他对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及自己从事研究的条件多有不满之处:
博物馆文物研究工作,实在相当薄弱,太配合不上新社会各方面需要,但是这一环继续落后,也影响到许多方面的科学进军。举个例说,没有人好好地扎扎实实搞一搞丝绸服装和一些杂文物制度问题,连环画中的历史故事画,历史电影,以及旧戏改良,问题就不能好好解决,作出的东西总不免是不三不四,违反历史本来。有些还十分歪曲历史,给人一种错觉。
我这方面有的虽只是一些常识,如把常识再加强扩大些,有几万材料在手边,我想这对于国家还是有很多好处,也可以减少许多人力物力浪费!
其实照目前情况,说“研究”条件也十分差,哪像个研究办法,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统)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影响一样,好急人!
(摘自1957年中国作协《创作计划》原稿)
这是沈从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都很低劣的时候,苦闷无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如果馆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时时间看长了,别人给弄糊涂了,结果变成公家库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宫》长画卷他自己买了,后来弄成馆藏。现在历博中,织绣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购的,馆里收藏的服装、硬木家具、铜镜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经手过。
沈先生逝世三周年时,我想把沈先生收购、保管的藏品展览一下。别人不同意,说会惹事,会有打不清的官司。
故宫办了一个《红楼梦》展览,沈先生很热心地把库房里的衣服找出来放在旁边,用实际文物来配合。馆里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的帮助,大小事都能给人指教。记得有一本馆里图书《历代古人像赞》,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写字条贴在书里,让别人看时注意,比如此像在何处可找,为何比别处更好之类话语。
沈先生为社会做了很多服务工作,有求必应,把知道的东西全告诉你,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的帮助。譬如来了一屋子工艺美院学生,沈先生给他们讲课,内容非常丰富;北京人艺经常来人找沈先生请教,如《虎符》剧组请他讲解古代服饰及生活习惯;轻工业部时常交给他技术性稿子,请他修改,他出了相当大的力量,一句一句地改下去;把故宫几个学生全带出来了,后来这几人全成了业务骨干。
据说总理推荐,沈先生做了政协委员。每次开会都很激动,在政协提了很多提案,涉及文物、工艺应用等,总想提高中国工艺水平。有时随政协视察,到地方看了很多文物,回来后把照片给大家看,激动地说半天。
沈先生在服装史领域是一个开创的人,没有人下过这么多功夫。他非常谦虚,编书时反复讲,不是写服装史,现在条件不具备,构不上史。坚持用“服饰研究”做书名,讲究分寸。
(同事李之檀1998年5月5日口述)
沈先生在馆里解说时,连小脚老太太都接待。他还在库房编目,规规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还买来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给馆里,便于接待外宾。对我们讲心里话,不讲虚话,常说:“你们不读书怎么为党工作?”
陈伯达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话,沈先生却说博物馆应厚今厚古,今天厚古还不够,应该多向古代学习。他说,不能把博物馆办成文化馆水平。对那样所谓普及有看法。为馆里读书风气不浓而焦急,认为领导不怎么读书,尽抓事,也不关心群众业务学习。
(同事史树青1998年5月8日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