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里有一些领导派头大，脾气有些怪，常常训斥人，跟沈先生的关系都不算好。50年代那次开反浪费内部展览，就是想整沈先生，让沈先生难堪。这对他打击很大，很长时间都很难缓过来。
60年代初，龙潜来当馆长。他在中山大学批陈寅恪，遭到上面批评。原因是毛主席到苏联去，斯大林问到陈寅恪的情况。主席回来后打听，总理批了龙潜，龙潜被调离中大。他这回接受教训，就不太搞整人这些事。所以他尽管跟沈先生有距离，但对他还算不错。龙潜变得随便，爱开玩笑，喜欢给人写字。有一次还给沈先生和我们出谜语，谜底竟是“想断狗肠”四个字。相比其他领导，龙潜还算好接触。可听说他在南方整人厉害，被总理批评过。龙潜跟康生有来往，探讨过文房四宝。
“文革”中工、军宣队进驻，对落实沈先生的政策也爱理不理。工军宣队长说，现在忙，没时间。
（同事李之檀1998年5月5日口述）
王冶秋不让提沈先生，局里对他不感兴趣。沈先生的心情不愉快，但他从来不说，不求名不求利。有些领导不愿提沈的名字，有一次有人写文章说沈是权威，上面就有人说别提了，提了就不好办。
发现长沙马王堆文物，要组织分析团。我提请沈先生来参加。当时湖南有人不同意，说王冶秋一提沈从文就生气。我仔细一问，原来王说过：“沈从文，乱七八糟，不知干什么。”
后来中央统战部来人到家中，要整理材料，并希望为沈先生配助手。统战部的人来时，沈先生、沈师母两位老人都掉了眼泪。
（学生陈娟娟1998年5月6日口述）
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在东堂子的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强占。沈提出落实房子和著作出版问题，但迟迟解决不了。为了出那本服饰的书，打了一个报告到文物局，一直压着。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态，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长也就不积极。王冶秋不点头，怎么印出来？王冶秋对沈有看法，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
那时沈找过我，发过牢骚。我只能做一些解释工作，我是副馆长，只能提意见，没有决定权。房子、出版问题，我说了话没人听，工人不会给你搬出去，不会腾出房子。没办法解决，我无能为力。杨振亚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我们在专家使用方面，在思想工作方面不是很正确的。
有一点我说明一下，历史博物馆建成以后，由于挨着大会堂、天安门，公安部门曾来馆里审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员强行调离出去，而沈先生留下来了，说明当时政治上还是比较信任他的。
（原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乔1998年5月6日口述）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很难从沈从文的口中、笔下得到他对领导的意见。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只是到了1968年“大批走资派”的年代，我们才在沈从文的检查稿中读到那样的义愤：“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
据张兆和介绍，沈从文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只是简单记几笔。在现在已经公开的1953年3月的几则日记中，竟反复着一个“多事烦人”的主题。如“可能还是多事……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3月28日）；“对人过于热心，对事过于热心，都易成多事，无补实际……极离奇，人人均若欣欣向荣，我却那样萎下去。相当奇怪”（3月30日）；“……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