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结 论
伴随着蒋介石在干部与组织建设方面的变化，并透过与知识界的“感情联络”和学习，他的政治视野和治国能力的提高，对国情的关注也进一步扩大到军事领域以外的方方面面。这年10月下旬，他主动赴湖南视察。在他归来后的总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对政权建设的关注角度更加多元，而非以往几乎只集中于党内军事斗争和“剿共”方面。11月1日他在日记写道：“此来巡视颇有所得，一则湖南教育，二则湖南行政；三则湖南军队；四则湖南交通；五则湖南自治；六则湖南党务实情，皆得知其大略，而精神影响所及，尤为重要，以后对各省巡阅，至少每年应有一次也。”
在1932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日记中，蒋介石一改年初时因无组织、无干部、无情报而焦虑不安的心情，更多地记载了他对国家政权、党权与经济工作的思考。从下面几段日记中，可以更多地读出他的自信来：
11月5日：“救国之道，不可忘却基本区域，尤不可忘却人才数量，今日情形，惟患本之不立，不患国之不一。以后应注重农业经济与德体教育之人才，党务与政治人才，集中成熟以后国乃有为也。”
12月9日：“今日谋国之道，外交固为重要，然内政不固，则外交难言。而内政又非巩固基本地区与强同基本军队不可。故以后未至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以顾其他。无论其为南为北，对内对外，总以剿除长江流域赤匪，整理势力范围内之政治为中心。如至不得已，亦须至赣匪肃清后，乃得牺牲个人，解决东北也。”
12月15日：“开三中全会典礼，气象颇盛，为近年来所未有乎，此一好现象也。”
12月20日：“下午到全会，众多不愿称宪法，实更不愿定发布宪法之期。余力辟之。天下哪有无宪法可以成立之国。胡汉民去年力主不要约法，而思其私党，永久把持政权，欺国、欺党、欺民，殊为小人之尤者，是诚不量力，不度德之甚矣。而复民诬余为独裁，岂不可笑。故余决赞成宪法之早布也。以本党成败之生命，决之于此三年之中，如不定宪政之期，则更无他法以促进本党之团结与整理也。”
1932年，是蒋介石从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转型的关键一年。这一转型，是基于他对国民党高层政治现状的深刻反省。在他看来，此时国民党内老者无识，弱者无能，派别林立，而独有他孤立无援。但他在反省下野的教训时，也意识到自己在党内起步较晚，尚不能充分控制党统，而此前又过于看重名器，最终引起党内派系的普遍反抗，形成强大的反蒋联盟。加之九一八事变后在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压迫，被迫下野。所以当蒋介石再次复出时，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不再正面挑战国民党最高“党权”，在紧紧抓住“军权”（他在这年3月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放的同时，努力加强政权建设，而将至高无上的“党权”交由胡汉民和汪精卫。直到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时，他仍明智地将中常会主席和中政会主席让与胡、汪二人，自己为副；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则始终由林森出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