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曾有过一句名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本是胡的理想，但在现实政治中是很难达到的。毛泽东更有一句名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组织严密著称的共产党领袖都如此感慨，更遑论本已是派系林立的国民党了。尽管蒋介石此时对国民党内的政治生态有诸多不满，但他又不能抛弃国民党的党统而另立新党，也就只能从党内入手，培植服从于自己的干部队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蒋不再盲目地看重名器，而致力于建立以他为核心的党内小组织，并依靠这类组织向党政系统延伸，最终达到控制党政两界的目的。
蒋介石在1932年开始的这一开拓性工作，的确有效地建立起一支完全效忠于他个人的核心组织，但同时在外人观感上又难免有法西斯组织之讥。这类小组织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能够将亲信的干部结合在一起，以纪律为绳，相互照应，因此具有组织力；又因其散布于党政军各领域，以情报、秘密为长，因而具有行动力；更因其核心成员均来自绝对忠诚于他的黄埔子弟兵，因而更具有向心力。蒋氏成功转型的一大关键，就是在在党内建立起一支忠于自己的小组织，从而更加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面对国民党的派系政治，蒋介石选择的不是消灭派系，而是利用和强化派系政治。随着蒋氏领袖地位的不断巩固，国民党内的党争形态也逐步向“派系党化”演变。 也正是这一因素，从而导致党力不彰，特别是在以后同共产党的对抗中走向失败。
蒋介石在转型道路上的另一成功之举，就是充分改善了同知识界的关系。此前几乎同知识界没有任何交往的他，在这一年内主动同知识界广泛联络，虚心请教，令他个人的“声誉渐渐好起来，说他好学、接近学者、起用文人执政等等”。 蒋氏逐步赢得了一批原本反对他的知识界的青睐，并邀请他们加入政府工作。从这年起，国民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开始大幅增加。1936年担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在一次演讲中说：此前教育进步之迟滞，教费拖欠问题是一大原因。然就最近情形而言，教费与岁出预算所占比例，“三四年来，岁有增益，则为可喜之事实”，且“尤有一事，吾人极引为欣慰，即四年以来，中央直辖各校之经费，从未短欠，此实为民国以来空前之纪录。” 当时执教于中央大学的郭廷以教授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政策评论道：“1932年以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1937年前五年，可以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 蒋氏的这一着棋，不仅扩大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还彻底改变了此前被党内外仅视为“军事”而非“政治”领袖的形象。胡适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前后就曾公开表示：“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位置。”
再有值得一记的是他这一年对宋美龄的情感。作为最高领袖，往往缺少真心朋友和知己，大都会有高处不胜寒之感。1932年初，面对错综复杂的时局而自感孤立无援的蒋介石，时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夫妻情感的依恋，特别是当宋美龄不在身边时，这种“依恋”常常跃然纸上：“孤身寂寞殊甚，极想爱妻飞回也。”（3月22日）“时思爱妻，望其速回。”（3月23日）而到年底时，随着自信心的增强，他在日记中的笔调也由“凄然”而“释然”：“以夫妻和睦为人生第一之幸福也。”（11月30日）
所有这一切，都是始自193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