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红四方面军一入川，便面临两项大的政治斗争：镇反与“肃反”。在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极其复杂严峻的形势下，这两项斗争都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对暗藏的、公开的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才使得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无论镇反与“肃反”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扩大化，尤其“肃反”斗争的扩大化，使之成为“白雀园大肃反”的继续。
西征途中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张国焘的同志，大多被降职、逮捕或杀害。为首的曾中生时任西北军委参谋长，被逮捕后遭长期关押，于1935年8月被杀害；原鄂豫皖军委会总经理部主任余笃三于1933年春天被逮捕并杀害；时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的邝继勋以“改组派”、“右派”的罪名于1933年6月被杀害。
总之，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的肃反斗争，“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其痛心的损失”。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红四方面军遵照中央指示，于1935年1月西出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此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已入川，为防止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间建立新的苏区，同时阻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蒋军胡宗南部与川军一起对红四方面军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将其一举消灭。
由于红四方面军应付这一局面兵力不足，同时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遂决定撤离川陕根据地，向西撤退，于5月中旬占领以茂县、理番为中心的广大地区，5月18日在茂县宣布成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全军各部队开始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
6月25日，张国焘奉命来到懋功两河口镇。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早已等候在镇外的会场上。当张国焘一行30余人骑马而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快步迎上前去，中国共产党两支主力军的领导人亲热地拥抱，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毛泽东与张国焘并肩走上主席台，朱德总司令致欢迎辞，张国焘代表红四方面军发表了讲话。
晚上的聚餐气氛热烈，觥筹交错间，洋溢着战友久别重逢的兴奋之情。但张国焘一直想知道，中央红军还有多少兵力。他向周恩来询问，周恩来反过来问他：
“红四方面军有多少？”
“10万。”张国焘干脆地说。
“我们3万。”周恩来顿了一下说。
“3万？”
张国焘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堂堂的中央红军仅有3万兵力。而实际上，此时的中央红军远没有这么多兵力。宴会后朱德陪张国焘回住所，两位老战友开始叙旧，朱德感慨地说：
“还记得八年前的情景吗？”
“怎么不记得，南昌暴动，刻骨铭心啊"
“哎，我们现在和那个时候的情况太相似了"
“何出此言？”
“长征开始时我有9万人，现在只剩下不到1万了。南昌暴动失败后，我身边剩了28个人，这情况何其相似。好在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有十万兵力，以后作战要靠你们多出力了。”
正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张国焘这才明白，难怪毛泽东、周恩来闭口不谈中央红军，也不让他介绍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原来两军兵力悬殊如此之大。
次日上午9时，在毛泽东等人居住的大喇嘛寺院，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商讨两军会合后的进军方针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人产生了严重分歧，揭开了关于“北上”还是“南下”长达一年之久的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