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凯旋延安

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腔 了。 在演出中，高培支对西战团的作风非常佩服，说从来没有看 到过这样的剧团。演秦腔时，他打开箱子，说你们需要什么样的 衣服尽管拿，文武场人手不够，我们全包了，个别演员也可以给 予支援。老社长亲自出马担任导演，他号召易俗社的同仁要学习 西战团的作风。演出结束，我们赔钱了，但还是按照约定，带足 了钱去交场租，高培支硬是不肯全收，本应收 700 元，他只收了 200 元，我们离开西安时，他还送了我们许多戏装。 7 月底，西战团奉命离开西安，临行之前，举行了了一个座 谈会，与西安各界告别，感谢他们对西战团的支持与帮助。 6．凯旋延安 回到延安，我们住在城里西北旅社，组织了几次汇报演出。 不久组织上在北门外大砭沟分给西战团几眼窑洞，我们就分别搬 过去了。这是几座老窑，干燥坚固，冬暖夏凉。在西安我们有了 利用旧形式演出新内容的经验体会，产生了兴趣，回到延安，想 继续搞戏曲改良，弄一个京戏，邵子南、戏剧组的同志热情都很 高，搞了一个本子，叫《白山黑水》，裴东篱导演，他也参加编 剧。周巍峙负责改良音乐。漫画家胡考这时也到了延安，他负责 服装设计。紧张排练之后，很快举行试演。从内容到形式，人 物、音乐、舞台布景、服装都进行了大胆尝试。但是这次戏改只 凭一股子热情，事先商量策划得不够，失败了。一位女同志在剧 中饰演女政治委员，披件红斗篷，部队出发之前，她的台词是： “且慢，待我鼓励一番。”陈赓将军他们在台底下看了哈哈大笑。 这个戏只试演了一次就没有再演。 1938 年 11 月 20 日上午，日寇飞机轰炸延安，下午，总部决 · 60 · 第二章 在延安 (1937 ～1945) 定，城里所有机关单位全部撤到城外，一个夜晚，延安成了一座 空城。西战团也接到命令，当夜出发，再赴前方，明晨一定离城 二十里。 再次去战地，是原来就有的计划，为此我们曾到中央组织部 组训班选调干部，补充团员名额。全团学习讨论，在新的地区建 立根据地应该怎样开展工作，丁玲就此提出意见，发表文章，更 重要的是，向领导推荐新的领导人。原来，回到延安后，中央有 意调丁玲去马列学院学习，王玉清因为爱人夏革非要生产也留在 延安，我因胃病频繁发作需要留延安治疗。我们几个，都要暂时 离开西战团。丁玲、王玉清和我三个人反复考虑，从团员中间推 荐新的领导人，联名向组织建议，周巍峙为主任，王在江为政治 干事 (党内支书)。中组部审批后，决定丁玲仍为西战团主任， 周巍峙为副主任，王在江任政治干事。周、王两人带队奔赴前 方，1939 年到达晋察冀根据地，为抗 日战争继续做出贡献。到 1940 年，周巍峙被正式任命为西战团主任；1945 年夏，西战团 奉命再度回到延安。 1938 年底我们送别西战团时，有个团员叫朱焰，那时正在闹 离婚，丁玲批评他，要他留下来先处理好与妻子的关系再走。早 晨他从城外赶来，正好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他被炸伤了。我在窑 洞里听说了，拉了一条被子就往外跑，到抗大医务室捆绑包扎， 用担架把他送到南门外的边区医院。他住了几个月医院，身上取 出十几个弹片。 从这以后，我就完全脱离了西战团。丁玲当时虽然名义上还 是西战团主任，但是也没有再管西战团的事了。事隔半个多世 纪，我看到一本《新文学史料·纪念西北战地服务团 70 周年史 料专辑》，上面有《西北战地服务团大事记》，我这个亲历西战团 创建、至今仅存的人，很想看看那上面关于西战团的创建和前期 · 6 1·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活动是怎么写的。我看到：西战团成立大会中央宣传部宣布任 命，丁玲是主任，吴奚如是副主任，陈克寒为通讯股长，李唯为 总务股长；唯独没有我这个宣传股长陈明的名字。大事记里记到 不少团员的名字和他们的活动，甚至演出时乐队板鼓、吊钹、大 锣、小锣各由哪几个人负责都记录在案；而却没有我的身影。对 了，只是在 1938 年 10 月的大事记中有一段话：“经中央组织部 同意，留丁玲、陈明、王玉清……等同志在延安治病……”一年 多的大事记中，就这里出现了一次陈明的名字。唉，如果当年我 不在西战团，后来的历史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说到这里， 我想起 20 世纪50 年代批丁玲的时候，一位当年的西战团员，解 放后长期在文化战线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大会上对西战团的 前期活动提出过质疑。这是我当时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他的发言 是这样记的： 周巍峙发言：……1938 年西战团在西安工作，当时国民 党封锁延安，封闭团体，只西战团未封。赶走，又不走。临 走还开座谈会，省党部参加，住址梁府街女中。为什么能? 值得查清楚。是否有问题。……西战团小集团从 1937 年开 始。在山西，团的行动不受党的约束。……过去以为陈明是 丁的参谋长。谈话时，一搭一档，思想合作，分不开。现在 看来，陈明对丁、陈反党集团一无所知，不可能。坚决搞 清楚。 我前面对西战团的回忆，既是对西战团的创建和前期活动提 供了订正、补充的材料，也是对怀疑西战团前期活动的回答：西 战团当年的行动不但没有“不受党的约束”，而且是遵照毛主席 亲自指示的“针锋相对，磨而不裂”的原则行事。 · 62· 第二章 在延安 (1937 —1945) 送走西战团，第三天凌晨，丁玲、王玉清和我就离开大砭 沟，赶在天亮之前去马列学院报到。我和王玉清抬着行李，丁玲 拿着半截蜡烛照明。当时天色微明，我们踏着石头过了延河。到 达院部办公室那孔窑洞后才得知，全院同学已经在黎明前转移到 七八里外的一个小山沟上课去了，于是我们三人立即又赶了去。 开始，我们三个都插班在第二班，不久第三班开学，我们又 都到了第三班，从头学起。我所在的二班和三班的学员，有徐海 东、阎红彦、谭余宝等著名的红军将领和具有丰富解放区领导工 作实践的同志。学院的院长是洛甫同志，他在全院传达六届六中 全会上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时，不带讲稿，也没有笔记本，操着南 方口音的北方话，娓娓道来，亲切生动，接连几个半天时间才传 达完。我们后来对照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的报告全文，他的传 达竟然完全一样，他的准确记忆力让我们十分惊奇、佩服。洛甫 同志还为我们讲授“苏维埃运动”、“战略与策略”等课程。陈云 同志给我们讲授“党的建设”课程，他讲课的内容深刻，语言生 动，后来我在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任大队长时，有一次回到 学院，总支书记张启龙同志问我，你认为马列学院里哪门课程对 你工作帮助最大? 我立即回答说：陈云同志讲的“党的建设”帮 助最大。陈云同志当年坐在小白木桌边讲课时候的音容笑貌，我 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的教员里还有王学文、杨松、吴亮平 等，他们理论修养高深，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那时，我们穿的 是布衣草鞋，吃的是小米干饭，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大家十 分团结，互相帮助照顾，革命热情饱满奔放，我在三班的时候， 我们的小组长先后是孙鸿志、江帆、赵志萱等，我们亲切地称呼 他们是“小干部”。赵志萱同志比我大两岁，我一犯胃病，她就 借来军用水壶，装满热水，让我热敷，又到行政处为我报病号 饭，对我十分照顾，像个可亲可敬的大姐姐。20 世纪 80 年代， · 6 3·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我和她同住在北京木樨地一所公寓大楼里，我比较详细地知道了 她这些年来经历的坎坷，但是她依旧保持着坚强的党性，生活态 度乐观开朗，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也是激励我前行的 榜样。 我的胃病回延安后经常犯，一犯就得躺下来，每周几乎要躺 倒两三天，医生也很难确诊。我曾经到中央机关的干部休养所休 养了两三个月，休养所在一条僻静的山沟里，我好像是和沙英同 志住一个屋子，当时，著名科学家高士其也住在那里，他是个很 乐观的人，1928 年就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硕士学位，1930 年得病后回国，在南京中央医院任职，抗战爆发后，他带着病残 的身子来到延安，尽管袭人他脑子里的细菌不断折磨他，但他总 是带着笑容，说话十分幽默风趣。后来我担任休养员的党支部书 记时，成为高士其的入党介绍人之一。高士其同志已经于 1988 年去世，但他的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至今还策励 着我。 到马列学院后，我在上海时有个同学，这时也在延安，他跟 国际防疫学会的工作人员有些关系，能从N JL弄一两听牛奶给 我，丁玲给我煮好后，从山上送到山下来，我住在山下的平房。 我的胃病不适应吃小米，丁玲就把她的津贴省下来，到合作社给 我买烧饼，她自己吃小米饭。 那时我们的关系很自然，傍晚总在一起散步，我心里也很坦 然。对于爱情，我有自己的看法。在我们的关系朝前发展时，我 也曾经有过犹豫，有一次，在太原国民师范一同参加军政训练班 的同学廖井丹，从山西来延安挑选干部，我为了疏远与丁玲的关 系，决定随廖井丹去太原，王玉清也决定和我一起去，中央组织 部批准后，我们就搬出了马列学院。但是这时阎锡山开始反共， 进攻新军 (决死队)，我们去山西的事情就搁浅了。 ·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