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一个有魔力的人。他像一个小星球，总能毫不费力地吸引到跟他磁场一样的人，而其他人，常常也免不了被他热情和真诚所打动、折服。梁实秋说过这样的话：“一个能使四座并欢，并不专靠恭维应酬，他自己须辐射一种力量，使大家感到温暖，徐志摩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徐志摩的真我表达，仿佛一个小太阳灯，一下子就能照到人心里去。在伦敦，徐志摩和林长民的往来，让人惊诧。他们之间相差二十岁，却俨然无代沟，在政治上失意的林长民向徐志摩倾吐心事，把自己留日时期的艳情史说了个明明白白，他们后来甚至还玩起了情书游戏，一个扮演有妇之夫，一个扮演有夫之妇，听起来荒诞，但却是真实而幽微的情感表达。林徽因成家立业后回国，住在北平的北总布胡同，无意中经营起太太的客厅。徐志摩是家中常客。他只要有工作去北平，便会住在梁家。有人这样描述徐志摩的出场：“他的出现是戏剧性的。他穿着一身缎子的长袍，脖子上又围着一条英国制的精细的马海毛围巾。真是奇怪的组合！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他的外表多少有些女性化却富有刺激性。他的出现使全体都充满活力。徽因是活泼愉快的，而思成总是那么热情好客。”
徐志摩像一个心理治疗师，总能够轻而易举地，让人消除内心的戒备，摘掉面具的伪装，向他敞开心扉，然后，放松自己，与他携手，一共遨游情海。徐志摩打开林徽因的心也同样好不费劲。他是一个浪漫的男子，她是一个寂寞的女子，又都是有那么点文艺，有那么点忧伤，对人生怀抱真诚的年轻人，谈到一块，顺理成章。林长民和林徽因都曾徐志摩“迷”住。但无论从感觉还是理智上，对于徐志摩，林徽因都不是没有“不适”。她与徐志摩有“灵魂的共振”，但她也隐隐知道，就日常的世俗生活来说，她与徐志摩是不适合的。见面第一次，她就差点想叫他徐叔叔，尽管他们之间只差了七岁。但作为她父亲的朋友，徐志摩的辈分似乎要高一些。相差七岁，仅就年龄层面来看，不是什么问题，但从人生的步调来说，徐志摩则很难与林徽因保持一致。后来，林徽因写过一篇小说叫《窘》，这也是她的小说处女作。故事讲一个中年大叔维杉，单恋朋友的女儿芝，但无论维杉怎么挑逗，芝始终无感，最后无望的维杉，逃之夭夭了。这小说发表在1931年9月号的《新月》杂志上。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回应，因为那时徐志摩对她紧追不舍。世俗世界的种种，已经不允许林徽因再对徐有什么表示，她只好把当年的旧事，化成一篇小说，来表达自己看法。《窘》更像是一篇论文，而且是主题先行。没想到，仅仅过了两个月，徐志摩就去世了。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为飞机失事罹难。这一次，他是跟陆小曼吵了架，从南京搭乘邮政飞机，去北平参加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所做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演讲，林徽因特地准备用徐志摩的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作为开场白。可是，徐志摩却没有来，他永远地离开了。徐志摩的去世，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个晴天霹雳，那一天，许多人坐在老大哥胡适家里等消息。噩耗传来，哭声四起，据说林徽因当场昏了过去。事实上，徐志摩之死，让林徽因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说一千到一万，诗人也是因为为了赶她的演讲会，才不幸遇到空难。虽说死生有命，但林徽因心里的那个结，几乎从得到噩耗的那一天起，就开始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