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史观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再来讨论这部作品具有多高的价值似乎意义不大，但是它的情感逻辑生成和结果却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的基本逻辑。“革命”“新中国”这些颇有些空洞的词语以何种叙事方式与个体生活史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使读者达到情感层面的认同，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文学”的重大任务。但是，重读《苦菜花》，你会发现，作者并不是有意粉饰什么，作者冯德英本人就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成长，在革命环境中成长并走向文学道路。他曾经谈到，他创作《苦菜花》的动机是因为无法忘记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而牺牲的英雄们，想到他们，“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可以说，作者是完全凭着一股赤诚之心来完成对革命斗争、阶级立场的想象与划分，在叙事上几乎没有过多的技巧，母亲的形象及作品中的情感也没有任何虚假或伪饰的成分，整部小说闪耀着某种迷人的光辉，为了大爱，为了理想，为了新生活，为了一个新的更为美好的世界而献身，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它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伟大的单纯岁月。《红岩》《红旗谱》都有此特征。由于战争与侵略，民族生活反而处于简单状态，要么敌人，要么人民，它不需要更复杂的思辨，那些想要使自己活下去的人们只有应战，为了生存，也为了一个大同的理想。作家把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到文学中，应用到对社会、历史的思考中，也使得文学及其中所叙述的历史与革命斗争充满了这种单纯的激情。
这种纯洁的赤诚与伟大的单纯也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另一个问题，在一个民族新生活建立的初期，这种真诚，这种单纯的信仰，是不是一种真实？这种个人、个体家庭融国家、政治于一体的理想信念是不是一种必然？它或者不是因为作家目光的短浅，而是历史的真实？如果我们以现在的文学史观轻易否定掉它们的价值，是否也是一种偏见？但是，反过来，如果这种真诚，或者说，如果文学的起点仅仅建立在对政治的无限崇拜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人、人的命运及归属的独立思辨上，它又必然导致思维的狭隘。这也是“十七年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饱受争议及近几年被重新反思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