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苦难史与新的革命话语、民族叙事的建构(3)

二、《苦菜花》:家/国的再次重合与新的民族叙事的合法性

新的国家主体的确立要求一套新的话语方式,这一话语方式必须在民众层面对其革命、政治的合法性进行有效的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史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一光荣的使命。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十七年”的小说几乎没有真正的家族小说,具有“文化”传承意义和“血缘”谱系性的封建大家族在小说中迅速消退,作家们在小说中致力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家族。这一家族与中国革命史一起经历血雨腥风,最终走向新生。农民的“家族苦难史”第一次进入到20世纪文学史,并且被赋予崇高的精神特征。在这个家里,没有知识分子的软弱与忧郁,也没有大家族的腐败气息,有的只是深刻的仇恨与苦难——这一苦难来自恶霸地主的压迫,在党的指引下与恶势力斗争并最终走向胜利。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的大“家”与农民的小“家”从精神与物质上都完全融为一体,理想得以实现,人物的灵魂得到最高限度的净化,而一套新的民族叙事话语和意识形态方式也被完整地建构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1958年出版)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中最具典范意义的家族革命小说。《苦菜花》以鲜明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将家族的发展史演变为阶级斗争与革命的发展史,通过对家族与革命之间的血肉联系的想象,完成中国当代革命斗争史的文学建构。小说故事情节设置极其单纯明朗,“敌/我”“好人/坏人”等是非界限非常清楚,小说给我们塑造一位苦难而又崇高的母亲形象,据说母亲这一人物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的母亲,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也都有基本原型,而作者之所以创作这部小说,就是因为无法忘记为了人民翻身解放而牺牲的那些英雄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母亲对革命的热爱是逐渐产生并加深的,她由爱儿女,到爱八路军,继而爱革命的信念和共产党,在敌人残酷的大扫荡及对女儿的非人酷刑中,母亲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只有革命,才能够翻身解放做主人!与现代文学时期对“家族”的否定相反,“十七年文学”对“家”的概念进行扩张,政治意义的“家”是最高意义的存在,它代表着一切人类最美好的东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把小“家”统一在大“家”的领导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家族的命运,个人的命运,与革命、新的政治理想完全融为一体,他们的目标、幸福的来源都与崇高的政治理想完全一致,“家”与“国”在结构与精神目标上再次获得了高度的重合。读者在阅读中不仅为革命的激情所鼓舞,同时,也从情感上深刻认同母亲、娟子等人逐渐放弃个人情感加入革命的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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