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影响散记3

可是,唐还不想改换话题。让每个人——雷、我、他的妻子——都感到尴尬的是,唐马上拿起电话,拨了号码,把听筒递给我,要求我和他的编辑说话——他给法拉、斯特劳斯与吉鲁特出版社的罗杰·斯特劳斯打了电话——问他唐纳德·巴塞尔姆实际上是否出过畅销书。于是,为了和这个玩笑达成一致,我问了罗杰·斯特劳斯,唐是否出过畅销书。对我来说,这有点没有必要。我那时还不认识罗杰·斯特劳斯。在我生命的那个阶段,我几乎听都没听说过这个人。他告诉我说没有,唐没有出过畅销书。

我带着哀怨问道:“他没有?从来没有?我以为……”

好几年以后,我才见到电话里另一端的那个人。他就是传奇人物罗杰·斯特劳斯,属于纽约最出色的出版商之一。罗杰冷淡地说:“没有。他从来没有。请把电话给唐,我要和他说话。”

当然,很难说唐纳德·巴塞尔姆是我的“导师”——我很清楚,他很少读我的作品,很可能一本都没读过,只读过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像《欧·亨利奖得奖短篇小说》,或者像《哈泼斯》和《大西洋月刊》这些杂志。那上面有我们俩的小说。(我的小说发表,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发表在《纽约客》上,但不是很经常。在这杂志上,巴塞尔姆极端“试验性”的短篇小说已经成了定期发表的东西,和对手约翰·厄普代克精心创作的“传统”短篇小说分庭抗礼。如果唐现在还活着,看到乔治·桑德斯已经以他熟练的、精心策划的、受巴塞尔姆启发的美国哥特式超现实主义短篇小说霸占了他在《纽约客》的版面,他将会多么沮丧呀……)至少在我面前,就像那很不舒服的七月里炎热的那天,我们在维利奇吃午饭的时候一样,唐纳德确立了自己某种烈士的地位——才华横溢、打破旧习的试验派作家,同时又是我们中间最坚强的作家,这似乎是很重要的。他的书销量本该很好,卖得却不尽人意。和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社会交往,是严格以巴塞尔姆的条件来进行的。

我写这篇文章时是2008年12月。如果唐还活着——他是1989年因癌症去世的——他就有七十六岁了。巴塞尔姆的锋芒很可能到这时候已经减退了。很可能连纳博科夫都不会被当成对手,而只是同仁、兄弟或者朋友了。

朋友。谈到我来自西部的老乡——也成了纽约人的约翰·加德纳,我便用更友好、更放松、更友善的措词。他在他的文学杂志《MSS》上发表了我一篇早期写的题为《希尔太太之死》的短篇小说。他还把我当成像他一样的“主要美国作家”之一,这使我有点不好意思。即便如此,那也不能说约翰·加德纳就是我的“导师”。约翰是唯一会很严肃认真地读我的作品的作家朋友,我既对此感到受宠若惊,又感到忐忑不安。有时候,约翰似乎很把我的书当回事,几乎就像对他自己的书一样。他的榜样似乎是上了年纪的、善于说教,还有点令人生厌的托尔斯泰意味:艺术必须是道德的。另一个榜样可能是热忱的改革家马丁·路德。因此,约翰把责备、评论、批评我当作自己的责任——他特别批评了我的“悲观主义”——我“悲观的生活观”。把我列入他称之为“道德小说”的堂吉诃德式的写伟业的作家行列,正是约翰的希望——参见传道式的《论道德小说》(1978)。比如,我的下一部小说应该是约翰年轻的女儿可以读的,而后会留下“生活是值得的”这种感觉的书——约翰这么争辩着。他很严肃地坚持他的观点,把几乎没动过的食物盘推到一边(还滴着血的、厚厚的牛里脊肉),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苏格兰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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