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唐还不想改换话题。让每个人——雷、我、他的妻子——都感到尴尬的是，唐马上拿起电话，拨了号码，把听筒递给我，要求我和他的编辑说话——他给法拉、斯特劳斯与吉鲁特出版社的罗杰·斯特劳斯打了电话——问他唐纳德·巴塞尔姆实际上是否出过畅销书。于是，为了和这个玩笑达成一致，我问了罗杰·斯特劳斯，唐是否出过畅销书。对我来说，这有点没有必要。我那时还不认识罗杰·斯特劳斯。在我生命的那个阶段，我几乎听都没听说过这个人。他告诉我说没有，唐没有出过畅销书。
我带着哀怨问道：“他没有？从来没有？我以为……”
好几年以后，我才见到电话里另一端的那个人。他就是传奇人物罗杰·斯特劳斯，属于纽约最出色的出版商之一。罗杰冷淡地说：“没有。他从来没有。请把电话给唐，我要和他说话。”
当然，很难说唐纳德·巴塞尔姆是我的“导师”——我很清楚，他很少读我的作品，很可能一本都没读过，只读过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像《欧·亨利奖得奖短篇小说》，或者像《哈泼斯》和《大西洋月刊》这些杂志。那上面有我们俩的小说。（我的小说发表，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发表在《纽约客》上，但不是很经常。在这杂志上，巴塞尔姆极端“试验性”的短篇小说已经成了定期发表的东西，和对手约翰·厄普代克精心创作的“传统”短篇小说分庭抗礼。如果唐现在还活着，看到乔治·桑德斯已经以他熟练的、精心策划的、受巴塞尔姆启发的美国哥特式超现实主义短篇小说霸占了他在《纽约客》的版面，他将会多么沮丧呀……）至少在我面前，就像那很不舒服的七月里炎热的那天，我们在维利奇吃午饭的时候一样，唐纳德确立了自己某种烈士的地位——才华横溢、打破旧习的试验派作家，同时又是我们中间最坚强的作家，这似乎是很重要的。他的书销量本该很好，卖得却不尽人意。和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社会交往，是严格以巴塞尔姆的条件来进行的。
我写这篇文章时是2008年12月。如果唐还活着——他是1989年因癌症去世的——他就有七十六岁了。巴塞尔姆的锋芒很可能到这时候已经减退了。很可能连纳博科夫都不会被当成对手，而只是同仁、兄弟或者朋友了。
朋友。谈到我来自西部的老乡——也成了纽约人的约翰·加德纳，我便用更友好、更放松、更友善的措词。他在他的文学杂志《MSS》上发表了我一篇早期写的题为《希尔太太之死》的短篇小说。他还把我当成像他一样的“主要美国作家”之一，这使我有点不好意思。即便如此，那也不能说约翰·加德纳就是我的“导师”。约翰是唯一会很严肃认真地读我的作品的作家朋友，我既对此感到受宠若惊，又感到忐忑不安。有时候，约翰似乎很把我的书当回事，几乎就像对他自己的书一样。他的榜样似乎是上了年纪的、善于说教，还有点令人生厌的托尔斯泰意味：艺术必须是道德的。另一个榜样可能是热忱的改革家马丁·路德。因此，约翰把责备、评论、批评我当作自己的责任——他特别批评了我的“悲观主义”——我“悲观的生活观”。把我列入他称之为“道德小说”的堂吉诃德式的写伟业的作家行列，正是约翰的希望——参见传道式的《论道德小说》（1978）。比如，我的下一部小说应该是约翰年轻的女儿可以读的，而后会留下“生活是值得的”这种感觉的书——约翰这么争辩着。他很严肃地坚持他的观点，把几乎没动过的食物盘推到一边（还滴着血的、厚厚的牛里脊肉），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苏格兰威士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