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纽约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在十一街西113号，离唐纳德家只有几个街区远。我们和唐纳德的妻子玛丽安在他家里喝过东西后，在这里吃已经迟吃的午饭——玛丽安是唐的第二任妻子，年轻，金发，迷人，似乎小心翼翼地爱着这个复杂、难伺候且难理解的男人。唐纳德跟我的丈夫在一起比跟我在一起更自然、更有风度。和我在一起，他说话爱开玩笑，有点爱数落人，还伴以冷嘲热讽。就好像唐不知道把我看成什么人——至少，当面是这样。关于文学的“道德”／“不道德”的特性，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持有不同意见，或者说，也许几个世纪以来都有分歧。我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文章，唐纳德则在《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我们就这样公开结下了一场“文学世仇”。这以后，我们有了友好的／滑稽的通信来往。（第二年，约翰·加德纳出版了他广受争议的辩论性著作《论道德小说》，一些季刊对之叫好，另外的则对之予以谴责。）为了作家之间的论战，“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站到了认真讲道德这一边，而“唐纳德·巴塞尔姆”则站到了对道德玩世不恭的另一边。在《纽约时报》的一次访谈中，受达达派启发的巴塞尔姆曾说过：“碎片是我信任的唯一形式。”现在回想起来，那很有道理。可是，那时候正是在任何文学问题都会在任何文学报刊引起公愤的高峰时期，我觉得这话是靠不住的，或者说，不管怎么样，是处于即使不会被攻击或者否定，也可能会被质疑的脆弱地位。后来，唐纳德发表文章“攻击”我，就如有人已经预见到的那样。不知怎么回事，结果是我们开始给对方写信。我是经常去纽约的。不久以后，我们约定在我去纽约时见面。这样，唐纳德·巴塞尔姆和我成了“友好的熟人”。不算朋友——因为我们很少因为友情见面，但我们确实见面了。于是，唐和我丈夫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显然自在得多。
也许唐把我当成“友好的对手”——他可能把所有的作家，特别是他同时代的作家，都当成了“对手”——就是斯坦利·埃尔金、约翰·加德纳、诺曼·梅勒和很多（男性）作家那种男子汉好斗的方式。我们在一些公开的比赛中是“竞争对手”，这一点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所以，我总是发现自己有点尴尬地／或者说表示和解地嘟哝着某些话，经常是像“噢，唐，你不是那意思——对吧？”这一类的话，希望能够改变话题。
和像唐纳德·巴塞尔姆这样有主见的人在一起，你很难轻易改换话题。只要唐希望谈论那个话题，你会带着活体解剖者那茫然无措的神情，一直停留在唐的话题上。由于唐的散文小说都是从滑稽离奇渐渐变成梦魇，从漫画进入超现实的层面，唐在这种准社会场合的个性，很可能是玩世不恭的暴徒的个性，很倔强地把自己定义为局外人、边缘人、市场上的“输家”,和其他书卖得更好，或者他认为是这样的其他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和我的丈夫一被迎进巴塞尔姆那褐色石头造的房子——我一对他的新小说集《业余爱好者》那些我认为是非常肯定的评价表示祝贺，对它成为畅销书表示祝贺——他就带着嘲讽的微笑纠正我，告诉我《业余爱好者》不是畅销书，说他的书中没有一本是畅销书；他书的销量“根本”不如我的；如果我对此表示怀疑的话，我们可以打个赌——赌一百美元——然后去查查事实。我很快就败退了，婉言拒绝了打赌——毫无疑问，我想用我通常那种尴尬／和解的方式，希望能改换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