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培林不住在县城里，我们的家在五里外的乡下。为了这场电影，我们逃掉下午第二节课，我们千方百计从我奶奶那里骗取信任，借出了我家的这辆永久牌绿色自行车。那种绿色就是所谓的邮政绿，除了县城里的邮差，方圆邻近也就我家有这么一辆。培林骑上我家的绿色永久车，把我驮在后面，我们在黑暗中，一鼓作气就奔到了水泥厂坡下。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说，不要下车，他的意思是他可以把我驮到这条一里半长坡的坡顶。我当然乐意。我从后面搂住他的腰，任他把自行车骑了无数个S形，因为不骑成S形是根本到达不了坡顶的。
夜晚的公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公路左边是发出阵阵虫鸣的看不见的庄稼地，公路右边是黑魆魆的一座水泥厂，公路上是崔培林的喘气声。
夜晚的公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公路左边是发出阵阵虫鸣的看不见的庄稼地，公路右边是黑魆魆的一座水泥厂，公路上是崔培林的喘气声。我们像每一次一样，没有半途而废，艰难而又顺利地冲上了坡顶。崔培林说：“上来了。”然后，他的腰就挺直了。我也就松开了搂住他的腰的手，我像他一样也松了一口气。我想起今晚电影里一个好笑的场景，想跟他说一说，但考虑到他刚刚爬完坡，可能没有像我一样遐想的闲情，于是咽回了我的话，只在心底一个人咀嚼着那个场景的不可言喻的妙味。这时我听见培林在前面问我是不是睡着了，我说没有呀。
当我们爬上最后一道小坡，也就是供销社旁边那道坡，就终于驶入了最后一小截归家的坦途，再走几十米，拐一个弯，就到我们家了。我们会蹑手蹑脚地把自行车推进家门，不让我父母听见任何声响。然后，崔培林会像一只老鼠一样溜回他们家。至于明天，我的父母会不会盘查我今晚的行动，那不是今晚需要考虑的事情。总之，上了供销社的坡，就等于完成了这一次的文化宫电影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