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一大原因就在于他与索伦森尽心竭力、绞尽脑汁打造的雄辩演说。这些脍炙人口的演说包括肯尼迪令人荡气回肠的就职演说，1962年在莱斯大学关于登月计划的演说，1963年雄辩有力地谴责种族歧视、申张民权的演说，以及他让柏林人民如痴如醉、宣称在今日之“自由世界”里“最令人自豪的口号便是‘我是一个柏林人’”的演说。［13］
肯尼迪对电视直播手段的创造性利用独出心裁，这进一步提升了他的支持率。肯尼迪每月举行两次新闻发布会，每一次都会精心准备，像个竞技运动员，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他会在下午的发布会之前痛快地睡上一觉，与助理们演练回答可能被提到的问题，使自己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之后，他轻松自如地阔步走上会场，与记者见面。肯尼迪答问时干净利落、妙语连珠，让老生常谈、了无生趣的新闻发布会脱胎换骨，变成了黄金时段的媒体盛宴。这不仅提高了肯尼迪的支持率，也为其政策赢得了拥护。
为了处理好与记者们的关系，肯尼迪一丝不苟，他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品评他们的文风，向他们展示自己的魅力。他也会拿自己开涮，嘲笑自己高高在上的说话风格，以便消除记者们的戒心。他甚至模仿就职演说中的豪言壮语，自我解嘲地说民主党的竞选债务在“未来100天”，或“就职后1 000天”，或“本届政府任内”都无法还清。［14］
民意专家们固然能很好地衡量总统的支持率，但却不能圆满地解释这些支持率的源头来自哪里。显然，肯尼迪的政治魅力有诸多不同的来源：他的言行举止、他的妻子儿女、光彩夺目的白宫以及“新边疆”口号创造的社会氛围。看起来，肯尼迪的支持率既在于他作为名流雅士的吸引力，也同样在于他作为传统政治家的号召力。无论其根源何在，肯尼迪对公众的亲和力完美地促进了他的总统工作，形成了一种以乐观主义和人心振奋为标志的政治气候，这两种政治心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可是不多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