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命对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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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常常看见有人在文章里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会生气,敢生气,也曾经怒不可遏。“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一齐怒火炙心的时候,也曾使“山岳崩颓、风云变色”,一个人忍无可忍的时候,也曾“忘其身以及其亲”。

远者固无论矣,以我及身所见所闻,中国人为了“华人与犬不得入内”而生气,为了挥动东洋刀砍掉中国人的脑袋再哈哈大笑而生气,直气得开着大卡车冲进黄浦江,气得把一排木柄手榴弹绑在前胸后背往坦克底下钻。中国人也为了从香港到重庆的飞机上有一只洋狗而生气,也曾为了庄稼汉沿街叫卖他的小女儿而生气,直气得抛下老婆孩子远走高飞、隐名埋姓,二十年后再回来清算他的亲族乡党。

中国人生了气,有时像滚水,有时像火山。抗战军兴,中国人蓄怒待发,出气的对象有变化,先对外国,后对本国。许多事我或在局外、或在局内,许多人我或者理解、或者迷惑。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我们不知道何时、何故发生这种载舟覆舟的变化,我们不是秋风未动蝉先觉,而是秋风已动蝉先落。原来人的情绪那么不可测,后果那么不可预估,许多人这才修心制忿。

出入于两种怒气(对外国和对本国)之间的我,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构成《怒目少年》这本书的内容。继《昨天的云》之后,这是我的第二本回忆录——应该说是第二部分。它记述由一九四二年我前往抗战后方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我对中国社会所作的见证。“两种怒气”的消长即发生在这段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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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回忆录需要回忆和反省,需要资料帮助回忆和激发反省。要清理五十年前少年事,得找到五十年前少年人。一九八二年,我对中国大陆展开了连续四年的通信搜索,向“隔世”寻找我“前生”的旧识。那时,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而未荣,要他们花两元人民币回一封航空信是个负担,我到集邮商店高价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票贴在信封上,打好通信地址,把信封一个一个寄给他们使用。那几年,我几乎每天收到由中国大陆来的信,补足这本书需要的资料(抗战生活),也为我写下一本书提供助力(内战经验)。

五十年了,经过那么长的战争和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旧人怎会仍在原处?不错,内战期间的大迁徙,战争停止后的大整肃,他们在数难逃。他们的星球爆炸了,他们散落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青海、云南、广西、四川,做旧世界的碎片。谢天谢地,他们还活着。种种磨难都是事实,可是他们活了过来。谢天谢地,外面风传的大灭绝并未发生。

这些人,又是如何被我找到的呢?这多亏了中国大陆各地的侨务办公室,简称“侨办”。大陆上由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政府都有侨办,即使乡镇也有一个人兼办这方面的业务。只要我能提出某人的原籍地址,他们一定有办法弄个水落石出;只要我能提出某人“最后”住在何处,他们也多半能有个交代。他们人口管理严密,名不虚传,侨办执行政策之彻底我们自叹弗如。——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一九八六年以后,四海交流,统战成功,除了有影响力的侨领,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再接到他们的回信,时也,势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无论如何我感谢他们,我的愿望已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实现。我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写在日记里,保存在通信的档案里,但是不必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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