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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常常看见有人在文章里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会生气，敢生气，也曾经怒不可遏。“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一齐怒火炙心的时候，也曾使“山岳崩颓、风云变色”，一个人忍无可忍的时候，也曾“忘其身以及其亲”。
远者固无论矣，以我及身所见所闻，中国人为了“华人与犬不得入内”而生气，为了挥动东洋刀砍掉中国人的脑袋再哈哈大笑而生气，直气得开着大卡车冲进黄浦江，气得把一排木柄手榴弹绑在前胸后背往坦克底下钻。中国人也为了从香港到重庆的飞机上有一只洋狗而生气，也曾为了庄稼汉沿街叫卖他的小女儿而生气，直气得抛下老婆孩子远走高飞、隐名埋姓，二十年后再回来清算他的亲族乡党。
中国人生了气，有时像滚水，有时像火山。抗战军兴，中国人蓄怒待发，出气的对象有变化，先对外国，后对本国。许多事我或在局外、或在局内，许多人我或者理解、或者迷惑。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我们不知道何时、何故发生这种载舟覆舟的变化，我们不是秋风未动蝉先觉，而是秋风已动蝉先落。原来人的情绪那么不可测，后果那么不可预估，许多人这才修心制忿。
出入于两种怒气（对外国和对本国）之间的我，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构成《怒目少年》这本书的内容。继《昨天的云》之后，这是我的第二本回忆录——应该说是第二部分。它记述由一九四二年我前往抗战后方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我对中国社会所作的见证。“两种怒气”的消长即发生在这段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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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回忆录需要回忆和反省，需要资料帮助回忆和激发反省。要清理五十年前少年事，得找到五十年前少年人。一九八二年，我对中国大陆展开了连续四年的通信搜索，向“隔世”寻找我“前生”的旧识。那时，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而未荣，要他们花两元人民币回一封航空信是个负担，我到集邮商店高价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票贴在信封上，打好通信地址，把信封一个一个寄给他们使用。那几年，我几乎每天收到由中国大陆来的信，补足这本书需要的资料（抗战生活），也为我写下一本书提供助力（内战经验）。
五十年了，经过那么长的战争和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旧人怎会仍在原处？不错，内战期间的大迁徙，战争停止后的大整肃，他们在数难逃。他们的星球爆炸了，他们散落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青海、云南、广西、四川，做旧世界的碎片。谢天谢地，他们还活着。种种磨难都是事实，可是他们活了过来。谢天谢地，外面风传的大灭绝并未发生。
这些人，又是如何被我找到的呢？这多亏了中国大陆各地的侨务办公室，简称“侨办”。大陆上由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政府都有侨办，即使乡镇也有一个人兼办这方面的业务。只要我能提出某人的原籍地址，他们一定有办法弄个水落石出；只要我能提出某人“最后”住在何处，他们也多半能有个交代。他们人口管理严密，名不虚传，侨办执行政策之彻底我们自叹弗如。——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一九八六年以后，四海交流，统战成功，除了有影响力的侨领，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再接到他们的回信，时也，势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无论如何我感谢他们，我的愿望已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实现。我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写在日记里，保存在通信的档案里，但是不必写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