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等候了一小时还无歉意，说声对不起会有损他什么吗？不懂尊重别人，也就是不尊重自己。我直视着他语速很慢一字一句地说：你这个位置就是我父亲当年坐的，不过，他比你干得好，他绝对不会让一位女士等了他一个小时而不说声对不起！他也绝不会让农民等了几十年至今不给修防洪闸！
厅长喝了口茶缓缓地说：我刚才在机场。至于永和堰嘛，我们四川这样的小河沟多啦，我们管得过来吗？我们管大不管小，如果它是都江堰，要多少钱都行。
一位堂堂省水利行政长官会说出这种话？会犯如此低智商的错，至少说明在他眼里小堰的农民不算人，可以忽略不计。但我相信这是他的真话。我憋了半天的火终于控制不住了，大声地说：它不是小河沟！它养育了二十万人，十几万亩土地，它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进水口急需建防洪闸！
这是我为老百姓向官老爷喊出的第一句话，也是我为修防洪闸碰到的第一颗钉子。
如果之前我还在犹豫，还不明方向的话，他的冷漠，反倒促使我下决心一定要修防洪闸。这是以土地为生命的农民的呼声。我要尽全力帮助他们。这也许就是相反相成的定律。
记得 1970年，当时我在东北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我们住的是用苇子修的工人营房，房里对面两铺炕可住二十多个人。我每天除劳动之外，还要负责供应这些人的饮用水，齐胸高的大水缸必须保持水满。下雨天，路再滑也得挑满。头一天过国庆，革命群众吃喝到很晚，铁皮桶里装有菜饭没法用来挑水。我想，那就明天一早起来挑吧。
早上，我出外回来，走到窗外就听到她们在大骂：这个反革命越来越不像话，水也不挑，太嚣张了，应该马上批斗……我越听越生气，一脚踢开门，怒气冲冲地问：谁是反革命？谁给定的性？我什么时候不挑水啦？大家都是来接受改造的，你们又不是太太小姐在这儿来享福的。老子不伺候了。说毕，我飞起一脚把铁皮桶踢到门外。
挑了一年的水，到此结束，自己解放自己。当然少不了挨顿批斗。劳动我可以忍耐，但不能超越心理底线。生死已置之度外，何惧之有？
我修防洪闸的想法，基本得到亲戚和朋友们的否定：这是政府的事，你管它干什么？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费时、费力、费钱，还不一定讨好。哪个农民不可怜？别听他们忽悠。你既不是官二代又不是大企业家，拿什么来修？你父亲又不是共产党老革命，他是个国民党，不找你麻烦就不错，还搞什么女承父业。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对国内情况根本不了解……普遍认为我非常地自不量力，纯属妄想，痴人说梦话。这些话都是实话，是出自他们的肺腑之言，没有敷衍。
到处碰钉子，撞了墙也不想回头。最后我决定去找舒乙再碰碰运气。如果他也说不可能，估计真没戏了。
2007年 5月，舒乙先生看了永和堰的历史资料、现状和 1998年洪水泛滥的录像带后，痛心疾首，很激动。他说：我马上向全国政协写提案要求保护古堰。当时全国政协十届五次全会刚刚开完。舒乙应该是在政协委员当中为保护文物提案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委员之一，他有使命感。
《关于拨款建造防洪闸保护三台县郑泽—永和堰为农民办实事》的提案中，舒乙认为郑泽堰是有巨大实用价值的活文物。他说：有这么好的天生特质的文物上哪儿去找啊！他建议政府水利部门拨款维修。他诚恳地说：不要让老百姓说国民党修得起，共产党保不起。他为国、为百姓，呼吁善待古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他那颗炽热的心，让我勇气倍增，燃起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