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爬坡去看传说中最艰险的劈崖渠，去看让霍新吾立军令状的穿山甲洞。大着胆子迈上高家桥，渡槽里浅浅的水流两侧布满了青苔杂草，站在桥上往山涧下看，真有点儿眼晕，幸好我没有恐高症。过了桥，又转到桥下面，拱桥下宽宽的河道，被淤泥和卵石充塞，上游的水在石缝中穿梭流去，既无清澈的流水，更无河水的轻吟，差不多快成废沟了。一派残败的惨状。
叶树元说：听当地老百姓说，拱桥上还刻得有字，大概是写着修桥人的名字和完工时间。可惜桥太高，又被茂密的竹林挡住，根本看不见。整个桥身七十年来历经无数次的山洪暴雨、地塌天陷，竟无一丝裂纹，完好如初。我用手轻轻抚摸着坚硬的条石，遥想当年的盛况。
这座桥曾那样艰辛地来到这里，为了两岸都能享受到它的润泽，曾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智慧，曾听到过多少人的欢声笑语，曾受到多少人的尊重与爱戴。这座建筑史上的奇葩，本应受到更高规格的保护。没有。几十年来，人们只知向它索要水源，却从未刻意保养过它，它只被用，不被保护。这样下去只怕有朝一日只剩下一块石头、一滴泪。
有几个八九十岁的老农听说郑县长的女儿回来了，拄着拐杖从老远走过来要看看“忠良之后”。他们拉着我的手有说不出的亲热，他们跟我摆“郑县长智斗左大爷”的老龙门阵，摆郑县长穿草鞋到工地，郑县长过年跟大家一起吃红苕煮黄米共享罐罐宴的故事。有位老妈妈还送来一筐自家种的樱桃。她说：我从嫁到这个村就听老人们讲这些故事，我又讲给儿女听……
叶树元说：1998年四川特大洪水泛滥那天，我扛着摄像机跟着洪水跑，拍下了惨不忍睹的场面，十几万亩土地，十六万人的生命财产惨遭扫荡。拍摄时不小心掉进滚滚涪江边，幸好反应快，抓住渠边一棵树才保住机器和性命。他说：三天中，我拍了三千多张照片，四十多个小时录像。当时我就想，一定要拍下这些资料，让事实说话，总有一天会有用。他在为修防洪闸找依据。
老人们也跟着开心地笑，好似老家的人盼着儿女回家，不管你在外干没干成事，回来就好。
我看了他的录像，看到被洪水扫荡后的房屋、田地，看到欲哭无泪的农民……十几年过去了，洪水扫荡的遗痕仍随处可见。为什么？是无能为力，还是视而不见？七十年前想修，没有财力修，后来是有财力却忽略了修。
我决定把永和堰的现状向省水利厅首长反映。约会定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地点是水利厅厅长办公室。我和叶树元一大早从三台开车到成都，两点前准时到达。秘书说，厅长不在。我说：不是约好两点吗？秘书冷冷地说：那就等吧。又说：厅长可能有事。
三点，厅长慢慢悠悠走进他的办公室，眼睛都没朝我们抬一下。厅长坐定，我们被传可以进见。
我是法籍华裔作家，我父亲是抗战时期三台县县长。
他倦怠的脸上突然闪了一下亮光，说：我们到会议室谈吧。
瞬息之间，会议室增加了三位秘书，电脑记录、拍摄、倒茶。
我和厅长坐对面。他没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对自己迟到的行为说声对不起。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和尊重，特别是对女士。如果在西方这是很失礼的可耻行为，我们东方更是礼仪之邦啊！他只简单地说了句：你说吧，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