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展业务方面，华俄道胜银行不仅代收中国的各种税款，还可以铸造、发行货币，代收中国政府的公债利息等。后又凭借帝国主义的特权，向旧中国提供铁路贷款，在中国获得了暴利。俄国十月革命后，圣彼得堡的总行被苏联苏维埃政权没收，只好改巴黎分行为总行。1926年，因为巴黎总行投机外汇失败殃及中国的几家分行，发行的巨额纸币成为废纸，使无数中国人倾家荡产。
1918年秋，北洋政府因国库空虚，以全国的烟酒税作担保向美国借款1000万美元，但是遭到了美国的拒绝。中日合资的中华汇业银行就出主意，说不如由中美两国一起出资办一家银行，多给美国优惠条件，肯定能吸引对方来华投资。果不其然，美国在经过一番考虑后就答应了这个建议，并以“增加中美之间国家贸易”为创立宗旨，呈请北京政府财政部核准开中华懋业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后迁往上海，在天津、汉口、济南、重庆等重要城市都设了分行。
中华懋业银行的中方发起人是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前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元以及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美方代表也都是上层社会的头面人物。根据双方签订的章程规定，银行主要从事国外汇兑业务，此外经财政部特批可以发行钞票和兑换券。中华懋业银行开业之初可是非常的风光。当时的媒体大肆报道这家中美合资的大银行，说什么“查上海有外国银行，有中国银行，从无中外大资本家合组而成此大银行者，有之自懋业始”。
后来通过大通银行的关系，中华懋业银行获得一大笔风投资金，开始大量承做中美两国的进出口贸易信用保证业务。但是由于受汇丰银行这样的行业龙头压制，该银行的收益并不是很理想，特别是后来天津的那起中国近代最大的金融诈骗案直接给了它一个重创。天津瑞通洋行诈骗案是一起策划周密持续3年的特大骗局，主谋是天津和美国的两个商人。他们用皮包公司诈骗了高达600万美元的巨款，波及天津、上海、汉口三地的金融业、货栈业和进出口贸易业。中华懋业银行首当其冲，损失惨重。新中国成立后，该银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接收，1956年，结束其全部业务。
1912年，新成立的北京政府为了筹集战争经费，打压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方各省势力，兴起向外国银行借款的念头。袁世凯召集了幕僚商讨过后，决定以“善后改革”为由，以国家盐税为担保，向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团借款，款项高达2500万英镑，名曰“善后大借款”。外商银行哪是这么好说话的，他们提出借钱可以，但是要附加很多苛刻的条件，谈判陷入僵局。
时任财政总长的熊希龄既想得到外国的经济援助，又不甘心出卖国家那么多权益，一时一筹莫展。这时法国的银行家钻了空子，故意向熊希龄透露各国银行的隐情，提议不如中法两国合作好了，你给我政策优惠，我为你提供资金，进而成立一家中法合资银行吸引外国资本，不但能解决中国政府的燃眉之急，还能收获长远的利益。熊希龄听了法国人描绘的蓝图很是动心，双方开始了相关的合作洽谈。后商定银行由双方共同筹组，定名为中法实业银行，依照法国法律在欧洲注册，再报北京政府批准，成为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家合资银行。
但是在第一任董事团的12名董事中，只有一位华人。可见中法实业银行俨然是披着“中法合资”外衣的法国独立银行。因为北京政府的参与，中法实业银行享受到了种种特权，银行刚成立，政府就特许了它的纸币发行权，初期业务开展很顺利，分支机构也很快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立起来。但后来因经营不善，违规开展投机业务而停业。
在中国银行业短暂的黄金时期，华商银行蓬勃发展，与外商银行、钱庄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在华商银行的冲击下，外商银行的业务有所减少，发展放缓，二者从竞争关系逐渐发展为合作关系。在长期被外商银行占据的中国金融领域，华商银行获得了应有的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