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大多数食物都靠自家的收成，除了面包、面粉、糖、盐。只有非买不可的东西才会买，旧报纸剪裁成手掌宽的纸条就是厕所用纸，这自然也是孩子们的工作，孩子中的一个坐在起居室桌前，拿着大剪子，对齐着直线剪报纸。
点火也需要纸。那时候根本出不了什么垃圾，家里有堆肥、有一头猪，一个炉子。
对我父亲来说，最好是一辈子什么都不靠别人地过生活，这是深深烙在他身上的农民印记的一个部分，然而这是妻子和儿女都不喜欢的，他们生长在一个消费社会中，很自然要丢弃多余之物。修理东西并继续使用的能力以及从父母那儿接受过来的看法，诸如推迟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根本就不让某些需要萌芽，如今在我们这儿都属于一种没落的文化。
在莱茵塔尔那大房子的地窖里，有个酿造烧酒的锅炉。童年时代我老坐在一个倒放着的木桶上，或者坐在一个大木块上，看着大人酿造烧酒。我喜欢炉子里烧柴火时噼里啪啦的响声，也喜欢酒一股股流进大肚子酒瓶时叽里咕噜的声音，热热腾腾的地窖里，烧酒的香气和男人们费力做工发出的气味，这些我都喜欢。外边可以见到坑里渐渐冷却的葡萄渣滓和冬日里缭绕在光秃的梨树枝桠间的袅袅烟雾。
对于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来说，酿造烧酒的附带效果是这些天家里有热水。热水被引到隔壁手工作坊的一个双把大木桶里，手工作坊里拉了一道铁丝网，后面是鸡圈。在这儿呈现的一幕幕就如同意大利西部片：烧酒的气味、鸡的咯咯叫声、热水里裸体的农家孩子们，这种情况一年大约有十次。其他时间每个人都在厨房里全家唯一的盥洗池里洗：只有冷水。
我父亲一生紧紧保持着他童年的生活方式。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大多数时间在盥洗池里洗，把头深埋在池里，大声呼气、喘气，往脸上拍打水，水能喷到好几米外。他老用手指头把洗脸巾塞入耳朵里，再用力乱转乱摇晃，光是看着都觉得疼。
我的这点儿战利品完全拜偶然所赐，那么少，就如同收割后的田地里留下的几根稻草。
1938年德国纳粹吞并了奥地利。老爹一家是村里立场坚定的基督社会党，老爹和老妈对他们的天主教的信仰十分认真，此外，他们不需要依靠新的政权获取经济利益。他们的小农经济以及老爹在发展良好的电力公司的收入，足以让他们安然度过危机时期。“武器是由魔鬼上子弹的。”这是老妈说的话。老爹是个老顽固，他的妹夫做了纳粹乡长，他对妹夫说话时，再也不使用亲热的“你”，而用保持距离的“您”了。
家里并不谈论政治问题，吃饭时大家嘴里塞满食物，吃过饭全家没有时间留下闲坐，一切都得快速进行，狼吞虎咽后，马上回去干活。不久，人家就要求大儿子埃米尔加入希特勒少年队，他拒绝参加，理由是他已经加入红十字会。人家说，如果不改变想法就得退学，受到这样的威胁时，老爹坚决对抗。结果是，埃米尔没有退学，留在原来的商业中专读书，不过子女补助金被取消了，当时这个家已有八个孩子。除此之外，家里倒是再没有遇到其他难题，他们的邻居则遭受到公开谴责，那家人的门上被钉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家人反对德意志人民。”
保罗还记得牌子上“家（Familie）”[1]字的第一个字母是小写的f。他说，那时候他大约是十一二岁，站在那牌子前面看了很久，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应该大写的字母会错写成小写。隔壁那家人是一对刚结婚没多久的夫妻。这位妻子老了住在养老院的房间，就是后来我父亲2009年入住的房间，那是在她九十四岁去世后不久的事。这个村子里的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