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离去使得父亲长时间苦思冥想无所事事，好像他身上最后一根游丝也断了似的，连园子里的活儿也不管了，虽然他知道孩子们工作都十分紧张，附加的活儿使他们苦不堪言。父亲让自己摆脱所有的一切，几十年来，他用以推动自己干活的热忱和勤快劲儿完全消失了。他直截了当地宣称，他一辈子干活干够了，如今该轮到孩子们了。
这种借口让我们非常气愤。那是借口没有错，尽管那是因为别的而不是因为我们猜想的事而找的借口。我们想，他的缺陷源自他的无所作为，而事实正相反，他的无所作为源自他的缺陷。因为即使是小事他也干不了了，他觉察到自己已经失去控制能力，无法把握事物，便索性摆脱一切的责任。
他整天玩纸牌或者看电视，而不去给园子里的西红柿浇水。我记得我是如何厌烦他那单调的乐趣，对于我，一个正努力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年轻人，父亲的生活散发出的是麻木淡漠的霉味。纸牌和电视？我想，长此以往这可成不了生活内容，而我也从不隐瞒我的看法。我恳求、讽刺挖苦、挑衅，说他懒散，说他缺乏勇气等等。然而无论如何努力，也没法把他拉出他沉浸其中的迷糊恍惚状态，所有尝试归于失败。父亲的表情就像一匹一动不动地站在风雨中的马，忍受着人家对他的攻击，然后继续他每日老一套的生活。
写作挣不了钱，我一年得有几个月作为音像技术员在布茨雷根的湖边舞台打工挣钱，不得不住在家里，否则我一定会绕道避开父母家的。因为只要在家住上几天，没完没了的沉闷哀愁的情绪就会使我透不过气，兄弟姐妹们的感受和我一样。一个接一个，大家都搬出去了。孩子们四处分散，父亲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处境越来越艰难。
2000年里我们的精神状态大致就是这样。疾病不但侵蚀了父亲的脑子，也侵蚀了他在我心目中固有的形象。童年时期我一直因为自己是他的儿子备感骄傲，而此时我越来越认为他是个笨蛋。
德里达说的话大概是对的，他说，当人们写作的时候，总是在请求原谅。
黑德维希伯母告诉我们，有一次埃米尔——父亲六兄弟中的大的哥哥——和她一起看望我父亲，埃米尔带着理发工具和披肩布。黑德维希伯母记不得父亲是不是让理发了。他们是下午到的，伯母非常惊讶地发现桌上放着一个盘子，盘子里还有一些吃剩的汤汁。后来父亲手中的杯子掉到地上去了，他无助地看着地面，伯母想替他收拾碎玻璃，问他扫帚在哪儿，可是父亲无法回答，只是看着她，眼中忽然涌出泪水。她说，当时她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
他们从未谈起过此事。父亲默默地与自己战斗，他不尝试说明自己的状态，也不试图突围逃跑——直到洛德斯朝圣之旅。
那是1998年的事。父亲一辈子从未和妻子儿女一起出门度假旅游过，因为他号称战争期间看遍了整个世界。这次他作了一次相对而言比较长的旅行，抱着微茫的希望，希望从中获得恩赐，让他的状态好转。与他同行的有玛丽亚——他三个姐妹中岁数最大的一位，大家都叫她咪尔，有埃里希——活着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位，以及瓦尔特劳德——他的弟媳。
度假期间他们无所事事地站着、笑着，那是没有内容的笑，夜晚祈祷，明晨再祈祷，好像夜晚的祈祷没有作用似的。
咪尔当时腿脚已经不方便了，据说她对我父亲说：
“你可以替我走，我可以替你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