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丁玲去了一趟泉州、漳州，那是有名的闽南“金三角”，福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那年2月邓小平视察了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接着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建议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金三角”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思想解放，快步发展，丁玲耳濡目染，装着满脑子新观念回到北京，很想以一种具体行动投身改革大潮。
7月，中央书记处批复了中组部《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她的一生给予很高评价，这极大激发了丁玲的政治热情。她说：我要争取多活几年，多写文章，敢写文章，多做事情，敢做事情。我应该无所顾忌地去做。
丁玲回到北京，曾克和舒群就来告诉她，办刊物的事已经在党组挂了号，现在就缺一个挑头的，他们力邀丁玲出山，论资历和影响力，非她莫属。丁玲自然明白，她是刊物能否诞生的重要因素，三把火，加上老友恳促，她同意了。她的想法是：我先挂帅把刊物办起来，人马齐全正常运转之后，就隐身幕后写文章去，有一个自己的阵地，毕竟是好事情，她是喜欢发言的。
8月2日上午，舒群、雷加、曾克来到丁玲寓所，这是第一次“联席会议”。两天后，丁玲以个人名义向中国作协党组递交了办刊申请。这份报告有两点引人注意，其一，申请办刊者是一批“大多已进入老年”、“不甘默默无为，愿意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贡献余生”的“老同志”；其二，办刊经费“除创刊阶段请求银行贷款外，此后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一律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并考虑实行集资认股”。他们后来又进一步把这个想法称为“民办公助”。
8月21日的会议，确定刊物名称为《中国文学》，主编为丁玲、舒群；副主编为雷加、魏巍、牛汉、刘绍棠；编辑部由牛汉、冯夏熊负责。丁玲提出聘请叶圣陶、周扬、冰心、胡风四位老同志做顾问，不久就登门拜访了叶圣陶，并打算拜访周扬正式聘请，让秘书到时带着录音机，把周扬对《中国》的意见整理成文发在创刊号上。但是周扬从广东回京后就住进北京医院，张僖告知周扬患的是脑软化症，不宜说话，丁玲的想法未能实现。
接着她又向马烽、杜鹏程、陈登科、吴强、哈华、蹇先艾等人约稿，9月9日一天就写了十封约稿信，寄给上海的巴金，天津的孙犁，武汉的白桦，沈阳的马加，云南的彭荆风、李乔、冯永祺等，甚至把约稿信写到美国去，8月29日致聂华苓信说，“你手边有稿子吗？你知道谁有稿子吗？请你赶快寄点稿子给我！如果台湾有人能寄一两篇来，我们欢迎。愁予，翱翱，先勇都行。安格尔写中国的诗更须要。”11月8日又致聂华苓信说：“北京到了看红叶的时候，人们都向香山去。我为办刊物忙得很，没有去，只放在心里想一想。同时也想到爱荷华的红叶，想到那一角可爱的走廊。你答应10月间为我写文章的，我现在还在等。你要为我特约几篇文章来。”第二年春天聂华苓寄来一篇写柏杨的稿子，说“我的文章要介绍他那个人和文，因国内不知道他”，但没有刊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