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中国》，是丁玲晚年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她为《中国》操碎了心，耗尽了力，翱翔的飞蛾在砰然腾起的《中国》之火中油尽灯灭，燃尽了自己。没有《中国》，丁玲不会死的那么早那么快，但没有《中国》，1985年的中国文坛就少了许多曲折复杂的故事，这本只有两年寿命的大型文学期刊多次惊扰中央书记处甚至党中央总书记，折射出那两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斗争风波。
丁玲办《中国》的原动力是三把火：一把是老作家们积极提议鼓动之火，一把是经济改革大势的熊熊之火，一把是中组部九号文件点燃了她奋发有为的心中之火。
办《中国》的提议最早是舒群、魏巍几个老作家提出的。1984年4月27日，丁玲担任主任的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召开座谈会，讨论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到会的舒群、魏巍、雷加、草明、骆宾基、姚雪垠、李纳、曾克、逯斐等老作家，交口称赞《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迷人的海》、《兵车行》、《那人那山那狗》等佳篇。舒群提出，老作家发表作品有困难，一些刊物对新老作家不一视同仁，是不是办一个《老作家文学》？老作家们一下热烈起来，魏巍认真地说，这个刊物要为老作家发表作品交流经验提供阵地，可以由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担任主编，比如丁玲同志编过《北斗》，有个传统，舒群同志也可以当个副主编，雷加你们这些身体很棒的都可以上。舒群大声响应：这个意见我非常赞成！
丁玲确实渴望一份自己的刊物，2月底陈登科来访时，她就说过：“我没有精力了，有精力我到你们安徽去，当《清明》的顾问。办一个好刊物比什么都好。现在的好刊物太少了，光是登几篇小说那叫什么刊物呢？刊物里面要有小说，有诗歌，有散文，有书评，但最重要的是评论文章，那是表明方向的。”但是那天她没有发表意见。
会后，作家支部的支部书记曾克和舒群，就开始行动了。
6月，厦门大学主办第一届丁玲创作讨论会，有近百人参加，其中有许多老熟人：楼适夷、骆宾基、马烽、陈登科、魏巍、秦兆阳、蒋锡金、杨沫等，收到论文50多篇。丁玲讲了三次话，一次在6月14日开幕式上，极为简短，印成文字只有100多字。一次是6月20日上午与厦门大学师生的见面会上，她强调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说“写富有政治意义的作品，这是我们革命文学的传统”，“有人反对文学作品的政治作用，这是站不住的”，她还说文学界“现在缺少批评的风气，只会捧，不是捧作品，而是捧人，说好话。有的刊物，就有这种毛病”。当天下午4点举行闭幕式，丁玲讲话是三次里边最长的，也不过2000多字，她说你们给了我很多夸奖，我受之有愧，我无非就是一个当兵的，一个文艺战士，我已经80岁了，“80岁，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很短了。你们祝愿我长寿，怎么能长寿呢？长不了多少了。我只能利用这很短的时间做更多的事”。
陈登科在会见厦门大学师生会上放了一炮：“全国作协是否知道开这个会？全国作协所属的主要刊物，一个记者也没来，相反的上海、四川、福建、湖南人民出版社却来了人，使人费解。……在我们国家里像丁玲这样的作家，有这样大的年纪——80岁了，这么丰富阅历的，也没有几个嘛，我们大家都数得出来嘛。像她这样的作家确实不多嘛。”
与会的冯夏熊、杨桂欣、王中忱等一批中青年，后来都是《中国》的主力，他们听到了办刊的创议，自然希望老太太能出面牵头。这也是与会者的共同愿望，但丁玲只是笑，不明确表示态度。
